作者简介
    吴亮，文学评论家，广东潮阳人，一九五五年出生于上海。卢湾区向明中学七零届初中毕业生，十六岁进入静安区饮食公司红旗机修厂工作，历任泥瓦匠、钣金工和冷气机修理工。一九八O年开始写作并发表文学评论，一九八五年调至上海作家协会从事专业文学写作至今，现任《上海文化》主编，出版有各类专著与文集数十种。
    《朝霞》消失的时候
    吴亮的失败，与伟大
    在《朝霞》面世后的各种打书活动中，吴亮一再声称，这是一部为同代人，更为具体的朋友（如程德培、黄子平、金宇澄等）而写的小说。如他所盼，愿为《朝霞》发声的，也都是这些与他分享某种或是时间（同代人）、或是空间（上海人）、或是二者兼有的共同经验，而且是专业、具体、真正的读者。我不具备以上任何意义的准入资格，可以说是一个可疑的、危险的、不被作者认可的读者。套用时下流行的说法，我无法获得《朝霞》正确的打开方式，因此以下的文字，或都只是不同层面的误读札记。
    之一 用《朝霞》抵抗《朝霞》
    吴亮的《朝霞》，关涉特殊时代的少年记忆。而与七十年代上海相关的《朝霞》，牵连出的“前文本”，应是日后被批为“四人帮”刊物的《朝霞》杂志。它包括《上海文艺丛刊》、《朝霞》丛刊和《朝霞》杂志三部分，由上海市委写作组创办，以刊载小说为主，存在时间大致从1973到1976年。数年前，曾有好事者将余秋雨、贾平凹在《朝霞》杂志上的“少作”钩沉而出，口口声声炒为话题。抛开具体历史问题不论，吴亮对于“主流意识形态”写作也不屑一顾。因此，他拒绝将自己的同名小说，与《朝霞》杂志之间建立某种联系。但我们也不禁要问，公开的历史若仅留有虚伪的记述，而未曾存下具有信史品质的文字，难道不是一代人的失职？
    某种意义上，吴亮写作《朝霞》，是在悄然承担历史的债务。一个时代、一座城市真实记录的阙失，要由他在个人记忆中补续。如果参照吴亮的回忆录《我的罗陀斯——上海七十年代》，不难发现《朝霞》强烈的精神自传性质，而且比自传野心更大。在小说中，吴亮与神同在，吴亮就是神，他要用个人的精神，置换断裂的公共精神传统。因此，小说的故事由“逃避”起始，少年们为了生活而逃避，也为了逃避而继续生活。骗假条、调岗位、躲避下乡、偷改名单，阿诺们用各种方式逃避公共生活，将自己置入幽闭的空间，生活在书本与幻觉之中。小说中的爱情，书籍中的思想，文字中的政治，漫天嘴炮，纸上谈兵。逃避与逃亡不同：逃亡是攻击性的，逃避是防御性的；逃亡是走向世界，逃避是无论魏晋；逃亡是永远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逃避是起点与终点永远合一。
    书写少年的“逃避”故事，不免于字里行间，透露出隐秘的振奋。吴亮的情感态度，时常以对天光、时辰的敏锐感受显现，耐人玩味。虽然同样以《朝霞》为名，但吴亮已不再具有与“朝霞”同在的、“八九点钟的太阳”式的历史乐观主义。而是，当他与世界都已不再年轻，在朝霞已然消失的时候，对于朝霞的追忆。小说的原名《昨天不再来》，精细地展现了这种纠缠的时间感。因而，虽然同样具有蓬勃的解放感，但与“阳光灿烂”的明朗不同，《朝霞》少年们的情感，更作、更精、更嗲，也更暧昧。吴亮知道，少年们的无所事事与自由无涉，他的叙写，无非是“用另一种囚禁生活来描绘某一种囚禁生活”。因此他始终拒绝对于那段生活的过度庆祝。每当记忆开始泛出金色的光彩，叙事者定会迅速跳出，质疑记忆的PS痕迹：“你们永远得不到你们最为渴望的生活，却也得过且过，这样的生活事后想来仍然是揪心的美好，只因为你们一无所有”（第345页）；“许多年过去了，那个一直被反复深情回忆并绘声绘影描述的银色夜晚，当时你们真的是那么快乐吗？”（第350页）。
    之二 碎片，或逗号式写作
    但是，深谙“叙事圈套”的老吴亮，当然不会满足老实地讲一个故事。几乎所有的评论者，都注意到《朝霞》的“碎片”与“对话”，以及它与《繁花》的互动关系。如果从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的经典譬喻引申，《朝霞》便是被作者打成无数碎片的花瓶。若要将碎片重新粘成一个整体，需要读者带着爱意，留心每一碎片的暗部纹路，因为碎片的形状虽然不必相同，但彼此却必须吻合。因此阅读《朝霞》，观察碎片自身的形状，与为碎片分门别类同样重要。
    按照程德培的统计，《朝霞》被切分为101章约600个片段。每个片段长短不一，但片段之内都只以“逗号”断句，从头到尾一气贯之。因此，类乎语言学中的“语素”一样，《朝霞》的每个片段本身，即是不能再分的最小单位。在我看来，《朝霞》的“碎片”（片段之间）与“逗号”（片段之内）是同构的形式，不可分而论之。而吴亮对于标点符号的兴趣，或许是由与“具体的读者”金宇澄“对话”的欲望驱使，或者是恶作剧式的玩笑。而由标点带来的节奏变化，突出体现在人物对话之中。试看：
    礼拜天，朱莉打电话给宋老师，说有重要事体，宋老师在弄堂口传呼电话间问，啥重要事体，现在电话里可以讲吗，朱莉说，不方便讲，现在有时间的话，我过来一趟，宋老师压低声音说，那么急，到底啥事体，你讲轻一点，讲关键的，电话听筒那面沉默了大概五六秒钟，宋老师听到朱莉的声音像蚊子叫，我怀孕了。
    （《朝霞》，第163页）
    沪生记得，有一天凌晨，白萍来电话说，沪生，最近忙吧。沪生说，还好。白萍说，现在做啥。沪生说，看书，准备休息。白萍说，一个人。沪生说，是的。白萍不响，电话里有丝丝杂音，白萍说，最近想我吧。沪生说，嗯。白萍说，想我啥地方呢。沪生说，就是想。白萍说，想我啥呢。沪生不响。白萍说，要我吧。沪生说，要呀。
    （《繁花》，第263页）
    对照观之，《繁花》是一部“不响”的小说，是以完满书写空白。笔致绵密无间断，却常是句终人不响，江上数峰青的。《朝霞》却是“喧响”的小说，是以打断完成倾诉。每个孤立的片段各行其是，片段与片段之间的联络，却如同冯至的诗行，“一个寂寞是一座岛，一座座都结成朋友”。但归根结底，每一座岛，最终都要统摄于高傲、专断的君王。《朝霞》就是吴亮的领地，吴亮的罗陀斯。
    之三 吴亮的罗陀斯中心主义
    “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这个本意类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寓言，曾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上海就是我的罗陀斯”，吴亮在完全不同的意义上引用这一典故，意思是说，他只能在上海开始写作，也只能写下他自己的上海，别无选择。
    吴亮的写作，在任何时候都具有强烈的个人性。而在《朝霞》中，吴亮固执地坚持只为具体的人（自己，和具体的朋友）写作，这就让小说在接受层面，呈现出难以破解的悖论性质。在具体的时空之下，吴亮试图用阅读史来构建个人的精神传统，“我们每个人的阅读史，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内在传统，独一无二的传统，不可替代的传统，写作就是把自己的传统想办法传递出来，让它成为一个物质存在。”（第3页）因此，“阅读史”作为代码，又为小说增添了另一重难度。吴亮的悖论或者失败，就在于他在“困难”和“传递”之间的无意识游移，或者某种不切实际的期待。
    吴亮的罗陀斯，与特定的时代（七十年代）、地域（上海）、阶层（知识）联在一起。而《朝霞》的罗陀斯中心主义，让它在这三重意义上，都呈现出画地为牢的封闭性。因此，《朝霞》成为一次“代码”式写作，它聚集一些事物，而分开更多的一些；邀请一些读者，而把更多的一些拒之门外。这不是一个对错问题，而是得失问题。出于对这一问题的困惑，我不惜夸张阅读中被歧视与被排斥的不适体验，而不惜拒绝作者姜太公钓鱼式的邀请，不愿如作者所愿地，因为困难而激发出解码的兴趣。
    根据“输者为赢”的原则，失败和伟大常常互相替换，伟大也常来自对失败的完成。何况《朝霞》的失败，或许都可转化为吴亮个人的成功：《朝霞》严格地执行了吴亮的意图，确是一部只有吴亮才能写出的小说；《朝霞》不仅为知己而作，同时吴亮也像《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小霍尔顿，在与人谈起自己的故事时，想念起故事中的每一个人。
    只是，吴亮的野心，似乎不止于此。在很多场合，吴亮都无法掩饰，他内心中对于公众喝彩的渴望。
    作者：赵天成，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编辑：Z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