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旺的石刻调查日志。
    
    格旺在田野考察中发现的14世纪四臂观世音石刻造像碑。 格旺供图
    
    格旺在悬崖上作业。
    在藏区，无论是街头巷尾，还是寺庙佛塔、百姓人家，或多或少都能发现一些石刻的踪迹，但是对于石刻文化的整理、研究却鲜有人涉足。
    2016年，在第十四届日喀则珠峰文化旅游节期间，日喀则宗山博物馆推出的“后藏石刻文化艺术展览”引起人们的关注。展出的几十件石刻艺术精品，上起吐蕃时期，下迄明清之间，造型精美，风格多样。由此，“日喀则市展出了一座露天敦煌”的消息也在考古文博界不胫而走。 
    在外界的一片赞扬声中，日喀则市文物局文物鉴定与抢救中心文博员格旺却出奇得平静。他，正是这一批石刻文物最初的搜集者。此时，在格旺看来，西藏石刻保护之路依然漫长。
    处处留心开启的发现之旅
    2012年，已过不惑之年的格旺考入西藏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他平日里喜欢在八廓街的古玩市场上观察，这里是他了解藏区文物流向市场的窗口。格旺发现，每到周末，总有一些人在八廓街偷偷交易石刻造像。出于职业的敏感，格旺断定这后面大有文章。
    回校后，格旺将自己的发现告诉导师旺多。有着多年宗教历史研究经验的旺多教授虽不敢贸然断定石刻文物保存的数量和隐含的历史信息，但他鼓励格旺：“你在文物局的职务方便做这个事情，那就坚持下去！”这句话让格旺有了信心。
    2014年11月，正在做岩画普查工作的格旺，接到昂仁县旅游局的朋友米玛多吉打来的电话。米玛多吉问他：“你不是做文物调查研究吗？我们这儿有尊新发现的大佛。”听到这个消息，格旺当即放下手中的活，星夜兼程赶到昂仁。
    “太震撼了！”格旺这样形容自己第一次见到大佛的感受。9米多高的摩崖石刻，刻得那么精美，格旺从事文物工作以来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接下来几天，兴奋的格旺翻遍了西藏自治区和日喀则市的文物普查资料，竟然都没有对这尊大佛的记载。
    格旺就此求教于考古专家、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夏格旺堆。夏格旺堆根据题记和一些线索推断，这是一尊刻于600多年前的大佛。
    “大佛坐落在昂仁县达居乡境内，这么重要的石刻文物竟然没有登记造册。究竟还有多少这样的石刻造像呢？”与大佛的美丽邂逅，让格旺陷入了久久的深思。
    不久，格旺撰写了对日喀则市石刻文物数量做摸底调查的报告，呈交给市文物局的领导，得到了领导的首肯和支持，这让格旺更有底气了。
    寻古路上的“父子兵”
    2015年暑假，刚参加完高考的格桑朗加难得与父亲格旺有一段闲暇的时光。多年来，格桑朗加一直在外求学，父子俩聚少离多。然而，这对父子心灵的默契总能超越空间的距离。
    一天，格旺拉上儿子说：“走，陪爸爸做调研去！”“走就走！”
    父子俩带上糌粑、肉干和简单的设备，开上自家的车，就这样开启了一次寻古之旅。
    从仁布县出发，他们把日喀则市18个区县跑了个遍。每到一个可能存在石刻的寺庙、村庄，父子俩就将关于石刻文物调查的传单发放给僧尼和群众。测量、记录、简单地拓印，他们白天工作、赶路，晚上就挤在一起整理资料。有时夜里赶不到旅店，就睡在帐篷里。荒郊野地、密林深谷，父子俩相依相伴。
    在从亚东到岗巴的途中，格桑朗加发烧了。崎岖坎坷的山路上，汽车颠簸前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想着终日不过吃点糌粑和肉干，就连吃上一碗面都成了幸福的奢侈，格桑朗加挺委屈。爸爸却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做着石刻整理，这让格桑朗加感受到了一种无言的力量。
    一个半月下来，父子俩采集了2356张石刻照片、127幅拓片，格旺厚厚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写了约2万字的石刻采集记录。 
    “露天敦煌”初次展现
    2015年9月，恰逢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和第十三届日喀则珠峰文化旅游节举办。日喀则市文物局的领导建议，格旺以第一承办人的身份在宗山博物馆举办一次石刻文化艺术展览。格旺爽快地答应了。
    联络、整理、布展……筹备工作紧张而忙碌。8通石刻实物、24幅拓片、108张石刻造像图片，展览面世后备受瞩目。该展览被誉为“展出了一座露天敦煌”，日喀则市各界群众纷纷竖起大拇指夸赞格旺，专家建议格旺在全国举办巡回交流展。
    “近两个月的风餐露宿，终于获得了来自社会各界的认可，但这仅仅是整个西藏石刻的冰山一角呀！”格旺说。
    在荒郊野外中上求下索，格旺发现，石刻文物易受到风蚀、雨淋、日晒、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影响，因而导致石刻艺术研究和历史研究出现断层；老百姓文物保护意识淡薄，石刻文化的重要性尚未引起广泛重视，导致部分重要石刻文物严重流失；当代老百姓偏爱色泽鲜艳、雍容华贵的现代工艺金铜造像，具有上百年甚至上千年历史的石刻艺术品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它们或被弃置荒野，或被随意堆放；少数了解石刻文物价值的人唯利是图，通过低价收购甚至偷窃等手段获得石刻文物，导致石刻文物日益减少。
    石刻文化传承面临的严峻形势更让格旺痛心不已。经考察，石刻手艺人虽大有人在，但大多是玛尼石雕刻艺人。在日喀则乃至整个西藏，石刻造像这一独特的手工技艺后继乏人，濒临失传的境地。对于众多留存于各种空间角落的石刻作品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已经迫在眉睫。
    忠实的石刻“守护者”
    2015年11月，在各方的推动和协调下，《后藏石刻文化调查与保护研究》项目获西藏自治区审批通过，项目主持人正是格旺。
    经过协商，课题组进一步明确了方向：研究西藏地区石刻文化的起源、发展与传播；比较不同地域石刻的分布特点，对各教派造像工艺、侧重点进行对比研究，并建立数据库。
    2016年1月至7月，经过地毯式收集与整理、针对性就地保护工作，课题组有了重大收获，新发现摩崖石刻20多处、造像碑3座，零星的造像更是难以计数。
    《后藏石刻文化调查与保护研究》项目咨询专家夏格旺堆表示，格旺团队较为系统地建立了分布于日喀则市18个区县内的石刻文物的档案，通过照相、拓片、翻模复制等手段开展的石刻文物保护，为摸清该区域内石刻文化遗产的家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日喀则是古代西藏政治、文化、经济的重镇，这里所发现的石刻文物不仅地域特色鲜明，而且制作工艺精湛。尤其是境内发现的部分摩崖造像，无论在体量上、还是在工艺水平和历史价值方面，都堪称同一时期西藏石刻文化遗产的珍品。
    2016年9月，宗山博物馆推出的“后藏石刻文化艺术展览”受到关注，一些媒体希望采访格旺，但都被他婉拒了：“现在恐怕时机还不成熟，我们的地方文物立法还不健全，这时见诸报道恐怕对保护不利。”
    2017年1月1日，《日喀则市文物保护管理办法》颁布实施，该办法旨在规范文物保护管理制度，打击文物违法犯罪活动，后藏石刻保护工作也被列入其中。2月，《后藏石刻艺术》精装版书籍付梓。
    最近，苦心构思硕士毕业论文《以拉孜为中心的后藏时刻造像源流研究》的格旺，闭门谢客。可了解到笔者采访的意愿时，格旺竟爽快地答应了。
    “时机成熟了，是时候让更多的人了解、参与到石刻保护行动中了。”格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