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读者 浮云一别，流水十年。岁月流转中，究竟什么力量岿然不动？是什么让生命超越了时间？ 站在2017年的起点，我们深情回望，致敬过去一年告别这个世界的文化大家。杨绛、庄奴、陈忠实、叶秀山、陆谷孙、梅葆玖、阿尔文·托夫勒、翁贝托·艾柯、孔飞力、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扎哈·哈迪德……他们中的很多人曾做客“足音”栏目，有的却成了我们未了的心愿。这些远去的背影，仿佛我们时代的指针。他们对真执着不已，对善坚守不移，对美深爱不悔；他们在无数个暗夜里秉烛探幽，无数次失败中痴心不改，无数的喧哗中致力前行；他们与时间赛跑，与时代同行，与文明同心；他们或以凌空高蹈或以浅唱低吟，共同诠释了这生生不息、永不落幕的人生。2016年，他们一一化作夜空中最明亮的星，闪耀在苍穹，烛照在前路。 生命之沙永不会流逝。我们与这些文化大家相遇，重逢，却永不告别。我们重温他们的文化信仰，叩寻他们的精神密码，是对昨天的致敬，更是对未来的召唤与祝福。 新春在望，我们许下新的愿景，召唤我们的“黄金时代”，祝福我们的中国梦。文化昌荣，梦想永存！ 杨 绛：保其天真素心志 成其自然读书人（作者：胡妍妍） 1983年，杨绛写了一则名为《孟婆茶》的散文，记述她做过的一场梦： 梦中，她随逝去的人们坐上一列露天火车，在云海里驰往西天，列车上对号入座，她自己拿着一张模糊的号码牌前后找去：教师座，满了，没她的位子；作家座，也满了，没她的位子；翻译者的座，依然没有她的位子…… 30多年后的2016年春末，杨绛真的上了这趟露天火车，从“人生边上”驶了出去。恐怕依然是没有座位吧，学者、作家、翻译家、知识分子、文化老人，她都是，但又不那么“是”。 或许更恰切的身份是读书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不缺的而今却渐渐面目模糊的读书人。杨绛企慕苏东坡所谓“万人如海一身藏”，庄子所谓“陆沉”，和钱锺书一样，她终其一生不过也是想做做学问，上承传统，旁汲西洋，穿隐身衣，做素心人；与此同时，他们又都有“化书卷见闻作吾性灵”的性情一面，打开270万字的《杨绛全集》，便可知道她把格物致知用于一个多么开阔的世界，几乎一生“随遇而作”。 上世纪40年代初在上海，迫于生计而写剧本《弄真成假》《称心如意》，一鸣惊人； 50年代后作为外文研究工作的一种延伸，翻译《小癞子》《吉尔·布拉斯》，甚至自学西班牙语翻译《堂吉诃德》；80年代，拿出“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散文《干校六记》；77岁出版小说《洗澡》；90年代初又动笔写长篇小说《软红尘里》……细水长流，自自在在，不逐时代风尚，却文武昆乱不挡，生旦净末满来。 “1997年早春，阿瑗去世。1998年岁末，锺书去世。”这是杨绛生命中最大的“一遇”。 她靠着整理钱锺书的学术遗物、靠着翻译柏拉图的《斐多》来汲取一种精神上的高贵鼓励，她在《我们仨》中写出了最沉痛的世间好物的失去，在《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中将自己的生死之思和盘托出……这一切，让杨绛在更广的范围内被阅读和了解。 钱锺书心中“最才的女、最贤的妻”，留下给“我们仨”打扫战场的人，活了105岁、长得不止一个时代的老人，没有谁比她更适合说出：这个人世，恰好是锻炼人的处所，经过锻炼才能炼出纯正的品色来。 杨绛去世的消息一度刷满了朋友圈，怀念的文章、拼凑的轶事，甚至假托的感言甚嚣尘上，批评与辩护各执一端。热闹背后不是别的，是稀缺——说老话的人越来越少，读书人的“天真”越来越少，从生活处锻炼而来的结实的教益越来越少。我们饥渴地在为自己“创造”些老人、老话、老先生，试图去留住更多纯正的品色。 “它认识到什么是真实而神圣的，就单把这个作为自己的粮食”，这是杨绛翻译《斐多》中的一句。“粮食”一词，我看到之后，再没忘记。 庄 奴：行云流水五十年 吟风弄月歌三千（作者：周飞亚） 庄奴一生有三个名字。 1921年出生于北京时，他叫王景羲；抗战时期，南渡黄河，被母亲河奔腾流泻的气势所震撼，又有感于国难深重、山河破碎，他给自己改名为黄河；后来，他偶然读到宋人晁补之的诗句“庄奴不入租，报我田久荒”，从此，庄奴就成了他的笔名，也成了他最广为人知的名字。 这个名字，一直与邓丽君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当年，邓丽君曾说“没有庄奴就没有邓丽君”，而庄奴亦说，“没有邓丽君就没有庄奴”。《小城故事》《甜蜜蜜》《又见炊烟》《原乡人》……邓丽君的经典歌曲，大多出自庄奴之手。 庄奴从小喜爱传统文学，直到90多岁高龄，睡前都会读读古典文学、诗词歌赋。邓丽君身上那种温婉大方的气质，那种中国女子的古典之美，与他的歌词简直不谋而合。 不过，若以为庄奴只擅长这一种风格的作品，那就错了。费翔演唱的《冬天里的一把火》，也是他的得意之作，歌词热情奔放，充满了阳刚气息。庄奴写词，不仅仅看旋律，也会根据演唱者的气质“量身打造”。50多年来，他创作的歌词多达3000余首，内容广泛、风格迥异。 “行云流水五十年，吟风弄月歌三千”，他这样描述自己这一生。但了解的人知道，他的人生，远比这两句诗复杂得多。 当初那个20岁的青年，瞒着父母悄悄离家，去后方参加抗战，不料还没从飞行员培训学校毕业，抗战已经结束，只好跟着大部队辗转到了台湾。与父母未曾告别就成了永别，兄弟姐妹也以为他早已不在人世，对故土和亲人的思念，从此一直在庄奴的心中萦绕不息。 也许，正因为有太多情愫需要表达，后来的他，才能写出那么有感染力的歌词吧？ 到了台湾之后，庄奴做过记者和编辑，演过话剧，还写过一些短诗去投稿，屡屡发表。他的写作才华，得到了当时的乐坛领军人、作曲家周蓝萍的欣赏，遂引荐他走上了专业词作者之路。 “歌词不能太长、太难，我们是为千千万万普通人写歌，要简单易懂，又要传情达意。”庄奴曾说。 但这份“简单易懂”可不简单。 “半杯苦茶半杯酒，半句歌词写半天；半夜三更两点半，半睡半醒半无眠……”他以一首打油诗来调侃写词的“苦楚”。其实，谁不知道他对这“苦楚”甘之如饴呢？ 晚年的庄奴，终于有机会回到大陆，寻到了阔别多年的亲人，还娶了一名重庆籍的妻子。他依然没有停止创作，他为妻子写歌，还创作了几十首与重庆有关的歌曲。这座山城，是他满怀救国热血投奔过的异乡，也成为他叶落归根的最后归宿。 病榻之上，他要自己在台湾的关门弟子给他带来一捧土，与重庆的土混在一起，陪伴在他身边。 因为两岸都是他的故乡。就像他的歌，两岸的人们都不会忘记。 陈忠实：披霜沥雪灞桥柳 高天厚土白鹿文（作者：张健） 《白鹿原》发表至今，其经典品相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那种带着浓郁的泥土气息的文字，那种渐次铺展开来的宏阔、深厚的史诗风范，那些如万峰耸立、层峦叠嶂的人物形象，乃至那些人物神秘莫测、百转千回的命运轨迹，处处都在昭示着一种大家气度。《白鹿原》之于陈忠实，有时会让我联想到《春江花月夜》之于张若虚，有一点“孤篇横绝”的味道。也许这样的类比不大恰当，但在陈忠实的一生里，《白鹿原》的确是一种巅峰的绽放，是一种极致的呈现，是一个寄命于文字生涯的农民作家毕生心血之所寄托。 陆放翁说：“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但“天成”的文章并不会光顾无准备的头脑，只有苦心孤诣之人，才能妙手偶得。陈忠实创作《白鹿原》便是一片苦心孤诣，他放着西安的房子不住，沉到乡下，蛰居于老家宅子中，案上尘生，窗间影满，焚膏继晷，宵衣旰食，写了整整四年。四年磨一剑，一剑便已不朽。那些闭门写作的日子里，白鹿原在他的脑海里日夜盘桓，那里是传说中的白鹿出没之地，是汉文帝的藏陵之所，是大将军狄青屯兵结寨的地方，也是他小时候割草逮蚂蚱、成年后种麦割麦看社火的亲密乡土。他对白鹿原上的浮世悲欢、爱恨情仇有着最为蚀骨的了解，他甚至无须刻意地去体察写作的对象，因为他本身就呼吸在这对象之中。 很多人在回忆中都谈到陈忠实的农民本色，这在他是一种最独特也最宝贵的气质。陈忠实与身边的生活、脚下的土地、四季的草木始终保持着一种血肉般的感性联系，他写作之余的休息方式就是在自己的二分地里挥镢把锄，或者坐在田间地头跟农民兄弟抽烟聊天。他也会去灞河岸边散步，却生不出才子雅士们赏山阅水的情致来，他看到的是田地里忙于农事的男人和女人，是沙滩上割草放羊的孩子。陈忠实没有丢失农民本色，他眷念着那被太阳晒得温热的土墚，亲近那从地皮里冒出尖来的嫩黄的包谷苗子，发乎本能地做着接通地脉的努力。这使他的《白鹿原》即便融汇着从肖洛霍夫到米兰·昆德拉的种种影响，却自始至终散发着一种难能可贵的源于中国田野乡间的浑厚之气。 陈忠实关于《白鹿原》的言说中，有两句话最让我心有戚戚。第一句是他说写《白鹿原》就像蒸馍，馍没熟之前最忌揭锅盖，那样就会“撒了气”，所以他选择沉思默察，暗自精进。我感觉这句话不只是一位作家关于创作方法的夫子自道，更有点像对于天地规律的真诚体认。第二句话众人皆知，他在《白鹿原》创作之初，就说要写一本“垫棺做枕”的书，这话则流淌着一种不甘平庸的生命意识，印证了文学乃是他所认定的投命之处——他最终实现了自己的誓言，以一部文学名著赢得了“生前身后名”。陈忠实哀荣极盛，很多读者千里迢迢赶去吊唁，对一位当代作家来说，这是少有甚至罕见的。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陈忠实，不仅仅是向一位“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伟大作家致敬，更是因为他的人品与文品可以给我们不断地带来鼓舞与提升。 叶秀山：独上高楼望天涯 哲思不灭诗意存（作者：任姗姗） “做哲学的辛苦，有什么‘特别’之处？”哲学家叶秀山曾感慨：柏格森28岁写《时间与自由意志》，谢林25岁出版《先验唯心论体系》，“而我已经65岁，还得要反复来读这些书，想想也真没有多大出息了。” 叶秀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西方哲学史研究大家。虔诚与谦虚，是他对哲学的“信仰”。如果不是被北京大学哲学系录取，他也许会成为一名铁肩担道义的记者。在当时全国唯一的哲学系里，开课的是艾思奇、萧乾、张岱年这样的大家，本想做美学的他又阴差阳错选择了“康德”做毕业论文。论文答辩后，叶秀山被著名哲学家贺麟选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从此便将一生交付“哲学”。 让说古希腊语、拉丁语、德语的西方哲学也说汉语，是王国维、贺麟、陈康、牟宗三、苗力田、叶秀山等几代哲人不断努力的结果。这一条文脉上的大家们，前赴后继，执手相望，他们对汉语传统的经验性思维方式和精神方式重新调整，开拓了汉语的思想与精神。在叶秀山这里，“古代哲学”“古典哲学”“当代哲学”的西方传统，被用现代汉语“信达雅”地表述了出来，也被汇流与整合起来。 早年，叶秀山曾参与翻译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康德、黑格尔及海德格尔构成了他思想的“底色”。他的研究直追古希腊哲学源头，著作《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具有经典性意义。他在哲学文集《思·史·诗》里，精深阐发现象学与存在哲学。他在思想成熟期更着力于倡导一种“纯粹哲学”，吸纳了自古希腊以降的“理性传统”、从德国古典哲学而来的“自由传统”与由现代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而来的“时间传统”。纯粹性的哲学绝非由经验而升华的哲学，也不是将哲学向下加以经验化，叶秀山是让哲学从更高层面高蹈于现实，去解决哲学自身的深层问题。 去过叶秀山书房的人不会忘记，先生不大的房间里竟然有四台钟表。其中一台西式落地自鸣钟，每到整点就会准时响起音乐。很长一段时期，他每天定好钟表，严格地按照时间表作息：早上6时半起床到写作间工作。所以朋友们私下称他是“哲学所的康德”。因为严于律己，仅最近30年，他就出版了近20种学术专著，还与王树人先生一道主编了我国第一部多卷本学术版的《西方哲学史》。用先生自己的话来说，他要做“活着的书”，而不是速朽的书。 叶秀山不仅以纯粹的眼光理解哲学，也以哲学的眼光评判诗歌、书法、绘画、戏剧、电影、歌舞等等。京剧学者翁思再先生评价说：“叶秀山是用哲学思维来研究京剧的第一人，是京剧美学这个学术领域的开创者。”戏曲理论家、书法理论家、美学家的这些称谓，叶秀山同样受之无愧。 “哲学无他，学以致思也。上智者小学而大思；下智者大学而小思；得乎其中者以学养思。唯不学不思者无救。余中庸之材，读书不敢懈怠，若有所思，不亦乐乎。”叶秀山这样说。康德，他读了一辈子，薄薄的《时间与自由意志》他读了40年，余味未尽。或许，这就是先生心中活火的渊源吧。 陆谷孙：板凳甘坐十年冷 澹然独与神明居（作者：姜泓冰） 在中国，凡是从事英语研究和翻译者，几乎都知道陆谷孙；读过大学与学过英语的几代中国人，大都用过他参与编写或主编的《新英汉词典》《英汉大词典》以及大学英语教材。身后，有人给他“于吾国外文学界，巍然一代巨擘宗工”的评价，但更能打动我们或许也最能让“陆老神仙”九泉下觉得欣慰的评论，却是弟子说的“最是风骨动人”。在学术功力和教育成就之上，那一点“澹然独与神明居”的文人傲气和心忧邦家的拳拳赤子之心，让他在一个喧杂时代里留下了色彩鲜明的一幅肖像。 陆谷孙不像多数进入晚年的名人大家那样时时处处通达圆融，而是更多听心所止，有点“任性”，保持着对于新现象新潮流的旺盛好奇心和幽默自适：比如不肯随家人去美国，选择一个人住；躲着大奖颁奖礼不去露脸，不喜欢当评审和到处开会；照样熬夜看足球，与时俱进地开博客，和年轻人不厌其烦地讨论最新流行语的译法；批评起社会现象来有犀利挖苦也有怒气冲冠，并不管它合不合“时宜”、得不得罪人。他为主编的《英汉大词典》修订版“站台”，不说花好稻好，而透露“估计每一百页就能有一处错”。 老来的锐气能称为个性、风骨，是要有足够的底气为前提的。陆谷孙的底气之一，是家学渊源造就的大量中西方文化典籍阅读修养，而这正是今天许多会说“地道英语”却不能成为好翻译家的人的短脚。用陆谷孙教育学生的话来说就是：“中文都没读好，怎么读得好英文？” 底气之二，是既受得了烟火气也能“板凳甘坐十年冷”的钻研功夫。除了教书，陆谷孙的一生都与词典为伴。光是有20余万词条、1500多万字的《英汉大词典》，一编就是20年。正是全社会对外语的需求如饥似渴的时代，像他这样的名师大家，出国、办培训班、当语言顾问，随便做做都很容易扬名得利，哪怕写论文都比编词典更容易评上职称。他曾回忆说，因为怕吹散各种卡片，当年连酷暑都不敢开电扇；为集中精力，还发誓编词典期间一不出国二不另外搞书三不在外固定兼课。“编词典就像做厨子，受不了做饭做菜的热气，就不要轻易进词典编纂的厨房”，是他给年轻人的幽默告诫。 让陆谷孙拥有强大人生定力的因素，除了语言与研究天分外，最重要的是两点：一是兴趣使然，二是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与责任。兴趣让他乐在其中，“常常说起他想到一个对译中文俚语成语典故的绝妙英文表达，就张开嘴大乐”。文化的自觉与责任，让他总想以最精确的表达，跨越语言鸿沟，在这世界民族之林中间“留住我们的精神线索”。 兴趣、天赋、素养、责任，全是人生常见的基础名词。但真要豁得出、咬得住，将活泼才气熬成深厚底气，又有不随肉体衰减的可爱锐气，成就通儒大师，却不容易。哈姆雷特的“身虽囿核桃，心为无限王”，是陆谷孙最喜欢的莎翁台词，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他的人生写照。 梅葆玖：神韵合当天上有 人间难觅是此音（作者：任飞帆） 著名京剧老生黄世骧曾这样形容梅葆玖：“五十载梅派大旗他举，八十岁粉墨登场不息。弟子三千满园桃李，他管收徒志怡教戏”。的确如此，已过耄耋之年的梅葆玖依然很忙碌。病情突发的前一天是梅葆玖的生日，他选择来到高校，以“梅兰芳对世界戏剧表演艺术的贡献”为主题进行演讲，多少年来，纪念父亲以及传承京剧早已经成为他的人生重心。 作为唯一继承梅兰芳衣钵的儿女，梅葆玖年纪轻轻就肩负起继承和弘扬梅派艺术的重担。他不仅在舞台上演绎着人生的悲欢离合，还将自己所学到的梅派技艺和梅派精神继承、传扬，将戏曲艺术发扬光大。2014年是梅兰芳诞辰120周年，梅葆玖亲自挂帅，带领优秀的梅派弟子重走梅兰芳当年的巡演之路，进行为期一年多的巡演。 在戏曲界，关于“传承”与“创新”的争论从未停息。京剧该何去何从？梅葆玖早已身体力行开始尝试各种新的可能性： 他排演了现代京剧《大唐贵妃》，加入了现代高科技的声光效果、升降式舞台和大型交响乐队配器，使传统戏曲获得了全新的表现形式；他与太合麦田合作交响乐京剧专辑，打破京剧的刻板印象；他参加戏曲相关的综艺节目，希望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戏曲进而热爱戏曲。 梅葆玖不仅用心力去传承戏曲艺术，更是以中国传统的“君子”标准来要求自己，感染他人。在戏曲活动上，每次台下鼓掌，他都起立欠身，双手合十致谢。一些戏迷希望能与其合影，他会郑重地整理自己的衣衫，欣然满足戏迷的要求。梅葆玖不喜欢被叫做大师或者艺术家，总是称自己是“干活的”，最喜欢人们叫他“玖叔”，后来年纪渐长，“玖叔”变成了“玖爷”，他对这个称呼还是有点抗拒，觉得单叫“爷”就起范儿了，不如“玖爷爷”亲切。梅家以“忠厚恕道”传家，梅葆玖也谦和平易，不急不躁了一辈子。 有这样一则广为流传的逸事： 有一次，在吉祥剧院演出梅葆玖的代表剧目《凤还巢》，最精彩的就是在红帐子里“撩帐子”一幕，但由于工作人员的失误，红帐子提前倒了，梅葆玖直接出现在舞台上，“美艳亮相”就毁掉了。负责的人员非常紧张，但梅葆玖下台后，只是轻轻地说：“这次出问题了记住，下次就不会犯了。” 梅葆玖就是这样一个人。在观众眼中，他是一位技艺精湛、姿态婀娜的艺术家；在徒弟眼中，他是一位传艺严谨、儒雅平和的老师；在朋友眼中，他是一位风趣幽默、热爱新潮的老友；在“干面胡同30号”邻居眼中，他只是一位笑眯眯的，一脸和气的老爷爷。他的离世，不仅让戏迷们痛惜一代大师的谢幕，也一定会让许多人痛感失去了一位可爱的老人、熟悉的朋友吧。 阿尔文·托夫勒：曾有大才窥玄奥 遗书三卷语天机（作者：王如君）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命理、相学的说法，西方也有占星术一说，当然，绝大多数的人们也就是随便听听，不会当真。然而，还真有这么一位大师，不仅对未来“算”得准，还得到了人们的公认——这就是阿尔文·托夫勒，世界著名的未来学家。 托夫勒是出生于纽约的犹太人，他大学时学的是英文专业，毕业后一头扎进了工厂，当过装配工、汽车驾驶员、冲床操作工、铸造安装工。这“难忘的五年”，让年轻的他真实地体会到了什么是现实和社会。后来，托夫勒入伍当过兵，又进入新闻界当了记者，一直干到了美国著名杂志《财富》的副主编。新闻这一行，培养了托夫勒敏锐的观察力、驾轻就熟的笔力和对未来学的狂热兴趣。 1970年，托夫勒推出了《未来的冲击》一书，以一个个真实案例，分析了美国未来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变迁：在社会的剧变下，短暂性的讯息将不断袭扰人类的感觉，新奇性的事物将不断撞击人类的认知力，而多样化的选择则会不断搅乱人类的判断力。该书一经问世，旋即畅销，被译成50多种文字。《未来的冲击》奠定了托夫勒未来学大师的地位，也让未来学成为美国主流文化中的重要学问。 时隔十年，托夫勒推出另一部力作《第三次浪潮》，轰动了整个世界，被称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杰作之一”。书中将人类发展史划分为第一次浪潮“农业文明”，第二次浪潮“工业文明”以及第三次浪潮“信息社会”，为人们看待历史与未来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在书中，托夫勒预测了未来会普及的新技术：互联网和电邮、互动媒体、有线电视、克隆、大数据……当时，绝大多数人对这些“新玩艺儿”还闻所未闻呢；而今，它们大多成为人们司空见惯的现实。更重要的是，《第三次浪潮》不仅预测了未来趋势，更促成了许多新产品、新公司甚至新雕塑、新音乐的诞生，影响了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 1990年，托夫勒再度推出新作《权力转移》，精辟地阐述知识经济的作用，成为知识经济时代降临的宣言。 托夫勒对中国人来说也不陌生。《第三次浪潮》在中国翻译出版，正赶上改革开放的洪流，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外来名著之一。从1983年开始，托夫勒本人也多次应邀访问中国，到过许多城市。在2001年的一次研讨会上，托夫勒说：有人问他，中国能不能跳跃一下，直接从第一次浪潮跃升到第三次浪潮？他认为，这种跨越式发展是可以的，“我相信中国正朝着成为21世纪第一流的国家稳步迈进”。 2016年6月27日，托夫勒在洛杉矶的家中安然逝去。但他留给世人的那一句名言依然在回响：“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明天会使我们所有人大吃一惊。” 翁贝托·艾柯：阳春白雪有知己 谁人不识玫瑰名（作者：韩秉宸） 2016年2月23日，米兰斯福尔扎城堡，成千上万的民众自发到场，向他们心中的“教授”“大师”和朋友——翁贝托·艾柯挥别。他的离去，让世界文化界失去了一位伟人。 1980年，48岁的艾柯出版了首部小说《玫瑰之名》，而他也如幼时曾倾心的戈蒂耶和大仲马等人一样，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了世界文学的殿堂之中。 小说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中世纪意大利修道院的离奇凶杀故事，以福尔摩斯探案的手法展现了中世纪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之争、天主教关于清贫的论战等历史。到目前为止，《玫瑰之名》已经拥有超过40种语言的译本，并取得了千万级发行量的成就。 曾有评论称，虽然《玫瑰之名》是一本通俗小说，但如果没有丰富的天主教和中世纪背景知识储备，就很容易迷失在小说的连环谜题之中。而艾柯也似乎“乐于”看到读者的“迷失”。“好的书名应该把读者的思路搅乱，而非理清。”艾柯在谈及《玫瑰之名》一书的起源时曾如是说。 而作为一个符号学家，艾柯设立迷局的优势也显而易见——小说中，威廉师徒解开迷局所要用到的宗教、符号、隐喻等知识，正是这位博洛尼亚大学教授的专长所在。 “那是孕育了文艺复兴的土壤，虽混乱无序却又生机勃勃！”在艾柯眼中，被普遍认为是西方文明“黑暗时期”的中世纪，却恰恰是一段再度走向“光明”的过渡时期，“现代城市、银行体系、大学，关于现代欧洲及其语言、国家和文化的理念等都从中诞生而出。”在他一生之中，有无数次沉浸在中世纪历史里的经历。《玫瑰之名》表现出他对那段“黑暗时代”的热爱，此后出版的另一部小说《傅科摆》也是以一位中世纪史专家作为主角之一，将大量相关元素融入其中。 艾柯曾在接受采访时承认，他的小说其实真的不好读。但他认为，这种“不好读”正是自己作品独特的魅力。“人们总在问，你的小说这么晦涩，为什么还总能取得成功？”艾柯说，这样的问题让他深感冒犯，“这就像是在问一个女人，男人为什么会对你感兴趣？” 小说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符号学家、文学评论家、专栏作家……人们毫不吝惜地将各种头衔加在艾柯的名字前。而他生前更喜欢强调自己是博洛尼亚大学的教授。人们说他的小说充满了学术性，他自己却将其定义为“学术做得充满文学性”。在作家和出版商为了迎合读者而尽量追求作品“雅俗共赏”的时候，他另类地选择了将“阳春白雪”做到了极致。 也许，读者们对艾柯的迷恋，正在于他给世界带来的这一抹别样的色彩吧。 孔飞力：十年万卷磨一剑 既开风气又为师（作者：杨雪梅） 说起来，孔飞力在西方也曾备受质疑。他成名极早，博士论文还未完成时便已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朋友中传阅，1970年，以此为基础的第一本书《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出版，好评如潮，一举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以至于1977年当费正清从哈佛大学荣休后，孔飞力毫无争议地成为接班人，担任了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和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等要职。但是从1970年之后的20年，他几乎没有任何著作问世，直到1990年，大家快失去耐心时，才有了第二本书——《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当然，这本“二十年磨一剑”的书立刻堵住了所有的质疑，之后更是多次再版，成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必读经典书目。后来翻译成中文出版，与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样，成为“学术畅销书”。 自此学界也适应了他“十年磨一剑”的习惯。孔飞力的第三本书《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2002年才姗姗来迟，而第四本书也是最后一本书则要等到2008年。 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著作等身的今天，四十年只有四本书的孔飞力为什么会被称为“学者中的学者”？我觉得几个细节可以提供些线索。 一是他虽然是费正清最为欣赏的弟子之一，但他最反对的恰恰是费正清提出的“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的范式。孔飞力从一开始就质疑在西方颇为流行的“近代中国社会内部的结构性变化起始于西方的入侵”这一观点，终其一生他都在强调从中国历史内部的发展来寻找社会转型变化的原因。幸运的是，这并没有妨碍他的老师费正清等人对他的欣赏与肯定。 二是在得知有学者愿意将《叫魂》翻译成中文时，孔飞力把一大箱子撰写《叫魂》时所用的档案复印件统统交给了译者陈兼和刘昶。两个译者发现孔飞力复印的纸张很大，完全按清宫档案的原来尺寸复印，并且按照书中引用的顺序整齐地码在一起。1984年，中国的清宫档案刚对外国人开放，孔飞力每天去档案馆，在一间小小的不透风的屋子里苦读了8个月。 他的学生回忆说，孔飞力曾说，每当感到郁闷厌倦的时候，会阅读档案以解千愁。好吧，许多人将深厚的中文功底和研读档案史料的功力，看作是孔飞力成功的独门秘笈。但这显然不是重点。他的学术著作都表现出一种跨越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界限，从细处着手，最终完成宏大历史叙事的特色。孔飞力在一本书的序言中曾说，我们不能预见未来，然而，构成未来的种种条件就存在于我们周围，存在于历史之中。只是，它们似乎都被加上了密码，使我们在没有密码本的情况下难以解读……而历史学家的意义就在于破译这些密码。这或者正是孔飞力的追求。 扎哈·哈迪德：百尺高楼无穷相 独得造化鬼神工（作者：黄培昭） 伦敦海德公园东北端，有一个遐迩闻名的演讲者之角。毗邻演讲者之角，耸立着恢弘的大理石拱门，过了这座拱门，便是埃奇威尔路。这条繁华商业街，是伊拉克裔英国建筑师扎哈·哈迪德生前常来的地方，因为这里是阿拉伯人的聚居区，富有中东特色的各类店铺鳞次栉比。在这里，扎哈能寻觅到暌违已久的家的感觉。 时值岁首，正是伦敦最冷的时节，而埃奇威尔路却热闹非凡。一家名叫巴比伦的咖啡店老板哈立德自豪地说，扎哈经常光顾，“她是当今最伟大的建筑大师，她是伊拉克人，我们感到十分骄傲”。 扎哈·哈迪德是一个“能让建筑跳舞的人”。“那些近乎爆炸碎片的大小建筑像狂飙一样扫过城市的上空，空间在她手中就像橡胶泥一样任由她改变形状。”一家媒体这样评价。 近10年来，在世界各大地标性建筑的竞赛中，几乎无人能与她匹敌。2004年，被称为“建筑界诺贝尔奖”的普利斯克奖授予了扎哈，她成为该奖项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获奖者，也是最年轻的得主。评委会在获奖理由中写道：她的创意无穷无尽。著名建筑学教授卡洛斯·吉门内兹说：“她让建筑成为都市精力的虹吸管，让我们看到了城市生命力的喷薄和流动。” 扎哈性格执着，拒绝妥协。她曾参加不少英国建筑的竞标，结果都被视为“另类”而落败，以至于在41岁之前，她没有一件设计得到建成，被称为“纸上谈兵”的建筑家。 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扎哈走得磕磕绊绊，因为她的性别，也因为她的种族。她生于巴格达，上世纪60年代末，伊拉克爆发革命，父亲带着全家逃离故乡。1972年，22岁的扎哈独自来到伦敦学习，师从建筑大师雷姆·库哈斯。1994年，扎哈获得威尔士卡迪夫歌剧院设计竞标冠军，但她的方案最终却被放弃。这次挫败给她造成巨大的打击，当时，她甚至考虑是否继续留在建筑界。幸运的是，扎哈把泪水咽进肚子里，咬紧牙关挺了过来。 2010年，扎哈接受伊拉克政府邀请，为伊拉克中央银行设计新大楼，此时距离她离开故乡已经40载。她生长在两河流域，那是人类文明第一缕阳光升起的地方，巴比伦王国的“空中花园”被公认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而入选“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萨迈拉古城，更是建筑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这些来自故乡的建筑，无形中熏陶了扎哈。 2016年3月31日，扎哈因心脏病去世。她再也不能来巴比伦咖啡店品尝故乡的咖啡了，但人们都会记住这位漂泊多年的游子，记住她的不朽传奇。 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简洁之处见本真 光影摇曳皆成诗（作者：王云松） 评价阿巴斯，人们总会想起法国新浪潮运动先驱让·吕克·戈达尔的一句话：“电影始于大卫·格里菲斯，止于阿巴斯。”黑泽明更是直接地说：“基亚罗斯塔米的作品无与伦比，语言无法描述我对他作品的感受。” 阿巴斯被誉为伊朗电影复兴的功臣。他出生于德黑兰，大学时期主修绘画和图形设计的经历，使他成为诗意的捕捉者。他的电影很少使用配乐和旁白，而是试图通过简洁的语言镜头来还原生活的本真。 所以，千万不要期待阿巴斯有什么鸿篇巨制——他指导的影片，多数是不足60分钟的短片，屈指可数的几个人物、简单的场景、线性的叙述模式，构成了他独特的叙事语言。没有浓浓的商业气息，发掘出看似无序庞杂的生活背后的诗意，用画面娓娓道来，让观众不觉沉浸其中。 美国导演马丁·斯科塞斯曾说，有人称阿巴斯的电影是“极简的”或“极简主义的”，但其实正相反：《樱桃的滋味》或《何处是我朋友家》中，每个场景都满溢着美与惊喜，耐心而精致地被捕捉在画面上。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可能会淡忘《随风而逝》中的细节和人物，但是电影开始时那辆在山路上爬行的汽车会成为许多观众心中深深的烙印：远远的镜头，让本已速度不快的车子更显缓慢，带起的尘土随风飘扬，电影诗人眼中的懵懂、孤冷向远方伸展开去。 在影片《橄榄树下的情人》结尾处，阿巴斯巧妙地将情欲处理为两个愈来愈接近、瞬间重合的点，然后慢慢淡出广袤的原野。这不仅对伊朗的电影禁忌进行了独辟蹊径的表达，更凭借这样的处理展现了不同于欧美世界的“东方式的隐秘与内敛”。 无疑，“诗意”是阿巴斯艺术世界的珍宝，亦是他表现自己对这个世界认知的秘密武器。阿巴斯不仅是一位了不起的电影人，更是一位诗人。回顾他的一生，不难发现，他总是在散落的生活的尘埃之中，寻找诗意，细心整理。而当它们再度呈现于世人面前时，已是宇宙中最为耀眼的光芒。 阿巴斯生前筹划的最后一部影片，是计划在中国拍摄的《杭州之恋》，此前已筹备两年，曾4次前来中国采写剧本。可惜，直至他离去，电影尚未来得及开机。 在诗集《随风而行》中，阿巴斯这样写道： “明月目中犹疑/今天看她的人/是否/还是千年前那些？” 虽然电影诗人的人生已经落幕，但他的名字早已与他的作品一道，不朽于所有观众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