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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俄罗斯，在他与汉学家和学汉语的学生见面时，卢基扬诺夫教授畅谈对中国古代哲学的见解，并向习主席介绍了俄罗斯汉学界撰写的6卷本《中国精神文化大典》。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主席听了卢基扬诺夫教授发言后赞许地说，卢基扬诺夫先生刚才对四书五经的诠释非常精到。前几年，俄罗斯科学院出版了6卷本《中国精神文化大典》，全面诠释了中国5000多年博大精深的文化，集中体现了俄罗斯汉学研究的成果。……习近平主席说：‘你们对中国文化的弘扬、对中俄文化交流的贡献功不可没，我向你们表示崇高敬意。’” 2007年2月，笔者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主办的汉学会议上认识了卢基扬诺夫，我们建立了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我们团队正在翻译《中国精神文化大典》，我们共同倡议并建立了四川大学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中俄文化研究中心，这使我们的合作更加紧密。受《中国社会科学报》之托，最近，笔者就中俄文化交流等问题与卢基扬诺夫进行了一次对话。  安·叶·卢基扬诺夫，俄罗斯著名汉学家，1948年生，1975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1978年获得副博士学位，199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首席研究员、东亚文明比较研究中心主任，同时担任俄中友协副主席、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中国四川大学当代俄罗斯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卢基扬诺夫系俄罗斯汉学巨著《中国精神文化大典》副主编，他本人曾翻译了《道德经》《论语》《诗经》等中国典籍，并著有《中国古代哲学发生学》（1978）、《道和德：早期道家的哲学》（1991）、《老子和孔子：哲学之道》（2001）、《中国古代哲学讲座》（2012）等多种研究中国哲学的著作，曾荣获俄罗斯国家奖、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俄中文化联系的关键节点 刘亚丁：尊敬的安纳托里·叶甫盖尼耶维奇，您认为，俄罗斯与中国文化联系开始于什么时候，如何划分其阶段？ 卢基扬诺夫：尊敬的刘亚丁先生，我以四个阶段来回答俄中文化联系这一问题：第一阶段，接触中国文化；第二阶段，推动俄中文化相遇；第三阶段，中国文化进入俄罗斯精神领域；第四阶段，俄中文化互渗互解。 刘亚丁：那么第一个阶段有什么重要人物？ 卢基扬诺夫：俄罗斯与中国文化最早的接触要归功于俄罗斯早期汉学家的活动。А.列昂节耶夫的书塑造了得到睿智、仁慈治理的中国形象。《三字经》《大学》《中庸》最早的俄译本出自他的手笔。 刘亚丁：2006年11月，我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圣彼得堡分所找到了列昂节耶夫的译作——由帝国科学院1780年出版的《四书经，中国哲学家孔子第一书》，其中有《大学》和《中庸》，发黄的纸似乎还散发着墨香。列昂节耶夫是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使团的早期成员。 卢基扬诺夫：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使团在介绍中国文化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它不仅布道，也进行学术研究。毫无疑问，Н.彼丘林在其中发挥了特殊作用。他以对中国古代哲学、历史著作和文学作品的翻译，奠定了研究中国学术的基础。19世纪形成了俄罗斯富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学学派，这首先应归功于В.瓦西里耶夫。他提炼了研究中国文本和注释的新的方法，并在其题为《中国文学发展史纲》的教学大纲中概括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总方向。其学生格奥尔基耶夫斯基，则以自己厚重的著作终结了黑格尔和康德所谓的“中国历史性的僵化”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杰出的汉学家柏百福以《论语》《孟子》的俄译本，丰富了俄罗斯汉学的宝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