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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学家的活动》（收在《政治中的理性主义》中）一文中，欧克肖特承认真正的历史态度是很难的，尤其在我们的时代。现代是一个不要历史的时代，“我们的主导兴趣不在‘历史’，而只在追溯的政治。过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一个我们像周日下午草地上的赛犬那样操练我们道德和政治观点的地方”。我们对过去很少能有彻底的历史态度，因为这种态度“是一种严格复杂的关于世界的思维方式的产物”，是创造一个完全不同于我们在其中如鱼得水的实践世界的世界，“那是一个复杂的世界，没有统一的感情或清晰的轮廓；在此世界中，事件没有普遍的格式或目的，没有方向，不指向世界的有利条件，不支持实践的结论。它是一个完全由偶然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当然不是一个曾经客观存在的世界，而是史学家经过思想的艰苦努力得到的世界。 然而，欧克肖特从来就不承认有纯粹的过去，对他来说，过去只是读现在的一种方式。他在1983年出版的《论历史及其他论文》一书，充分表明了这一点。这部著作被人认为是“二十世纪对历史最深刻的论述之一”。在这部著作的第一篇论文中，欧克肖特指出，我们总是从现在去看过去的，因为我们首先面对的，毫无疑问是现在，并且是实践的现在，即感知和满足我们需要的现在。这个实践的现在决不仅仅是单纯的现在，而且也是对将来的某种投射，所以它实际上是现在-将来。我们首先是从这个现在-将来形成我们的过去观念的，过去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与我们实践的自我理解和活动联系在一起。因此，人们会理直气壮地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或者将中国近代历史理解为一个“转型”的过程或“走出三峡”的过程。 可是，除了实践的过去外，还有历史（即史学）的过去。历史研究也是从现在建构过去的，但它的现在根本不同于建立在实践活动上的现在。它是一个由遗存的人造物和言说构成的现在，史学家把这些人造物和言说看作是自己的证据，从中推出一个已经不存在的过去。对于史学家来说，遗存的人造物和言说是还未得到理解的对象，史学家得确定它们的真正特征。确立过去的遗存物和遗迹的特征只是历史研究的开始，下一步是从这些得到证实的遗存物中推断出一个由许多得理解为实际发生过的事件组成的过去。这个过去不是作为实在的过去，而是作为历史的过去。史学家不能创造过去的事实，但可以创造过去的历史。欧克肖特以蒙森为例，他没有创造罗马共和国，但他是罗马共和国的创造者之一。“历史的过去是一个本身在过去从未在场……的过去。它不能被发现也不能被发掘，不能回忆也不能收集，而只能推断。”它是历史研究的结果。 欧克肖特不会反对一般人对历史的实践（实用）态度，因为实践中的人必然会这么做；但他反对史学家对历史的实践态度。他认为，史学家的问题是：“我如何能认识和唤起一个决不是我自己的过去？或者它也许是我自己的过去，但它的意义决不在于它是我自己的过去？”欧克肖特关心的过去只是史学家研究和写出的过去，这个过去必须有别于实践的过去。只有这样，才能捍卫历史知识的独立性，而防止将它变成一种对待过去的实用态度。在他看来，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就是对历史持这样一种实用的态度。海德格尔与欧克肖特一样，首先指出“历史”一词的模糊性，即它既可指历史实在，又可以指历史学。欧克肖特在后一种意义，即“史学”的意义上用这个词，而海德格尔却是在前一种意义上用这个词。海德格尔赞同尼采根据历史对生活的实用意义来看待历史的观点，并且认为史学家写史不可能没有他那个生活世界的种种预设。而欧克肖特却说：“只有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此在用括弧括起来，才能历史地（史学地）思考。”他用同一部《大宪章》在律师和史学家那里意义是不一样的，来证明历史（史学）意义和知识的独立性。他坚持海德格尔排斥的理论态度，认为历史（研究）是一种理论活动。在古希腊，一个theoros或“理论家”是“一个旁观者，他追随和理解……一个theo……一个场面（或）一个‘发生’”。这是他在《论人类行为》中对“理论”一词的词源学解释，为的是要说明，史学家是一个袖手旁观的观察者，而不是实践的参与者，他不能以实践的目的为导向来写历史。也因此，他坚决认为，史学家是没有资格进行道德评判的，史学不是进行道德判断的地方。 欧克肖特的这种历史哲学，不要说向来有“以史为鉴”传统的中国人，即使在西洋人中，也很少有人接受。有些人同样对辉格党式历史学不满，如列奥·施特劳斯在《论柯林伍德的历史哲学》中就批评柯林伍德科学的历史就是从史学家现在的观点去看过去的观点，认为他是犯了倒读历史的错误。但施特劳斯认为，写史内在就有价值判断。伯林与欧克肖特一样反对历史决定论，无论是目的论决定论还是因果决定论，但反对的理由不一样。欧克肖特是因为历史过去和实践过去的区别，而伯林恰恰是因为历史决定论取消了史学家的道德判断。他认为历史解释只有在它们符合我们的实践经验和我们日常的道德责任概念时，才有说服力。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所作的一篇题为《历史的不可避免性》的演讲（布特菲尔德是这篇演讲点名批评的对象）中说：“纯粹描述、完全客观的历史始终是一个抽象理论的虚构，一个对前几代人的假话和自负的一种剧烈夸大的反应。”在他看来，史学家必然，也应该有道德判断。没有道德判断，历史就不成其为历史。 欧克肖特区分对过去实践的理解与历史的理解并没有错，至少在理论上是可以有这样的区分的；他反对以现在-将来的实用目的来扭曲历史也没有错，但他显然没有看到史学家和任何试图理解过去的人不可能分裂他的存在，理解不仅是思维活动，更是存在活动。史学家也不可能是一个中立的旁观者，生活中是没有旁观者的，历史理解不等于无倾向乃至偏向的理解。例如，有人就指出，布特菲尔德对辉格党式历史解释的批评，也是出于他自己的偏见。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布氏不能容忍辉格党那种乐观主义的历史观使有罪的人类，而不是上帝，成为他们命运的决定者。史学家恰恰应该承认自己的有限性，才能从根本上反对那种自称掌握了“历史发展规律”或“历史前进方向”或“人间正道”的辉格党式历史解释，亦即上帝之眼式的历史解释，才能使历史不至于成为实践或意识形态的工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