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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面时打招呼或写信时落款，我总叫余英时“英时校长”，而不随俗称呼他余教授或余先生。有一次他笑问缘由，我也笑说生平喜欢给朋友取诨号，容易记挂也。再说，他在李卓敏主政时代当过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我也在李校长时代在崇基学院教过书，称余教授为英时校长，谅也不越分。 认识余校长多年，但亲近的机会不多，因此对他的认识多从他的著作而来。要对一个学人有书本以外的了解，你得是他的近亲、总角交、或入室弟子。今天的社会，大家都忙，朋友往来，也不见得有时间作长夜之饮了。就英时校长而言，最能近距离感染他道德风范的是跟他写博士论文的研究生。理由简单，指导论文的老师对学生喋喋不休，是本分。在课室如是，办公室如是，在老师家晚饭后聊天时如是。谈的当然都是学问，但过场时说不定老师突有所悟，即兴说些题外话，带动现场气氛。这应是学生认识书本以外的老师大好机会。 我是看了田浩（Hoyt Tillman）编的《文化与历史的追索：余英时教授八秩寿庆论文集》中余教授四位弟子写的前言才想到“知人”这个题目的。校长初从大陆到香港时一段经历，我略有所闻，但知之不详。据田浩所记，1949年英时校长父母先离开上海，留他一个人料理一些家事。年底父母通知他可以来香港“探亲”了。他听了父亲在北京朋友的话，对公安局说要去的地区是九龙，属广东省，因此得合法离开大陆，但到了香港，既无护照又无身份证明，成了个“无籍游民”。钱穆先生帮他申请到哈佛奖学金，就因“身份”问题遇到重重困难。台湾怀疑他是左派激进分子，给美国领事馆打小报告，不要发给他签证。幸好当时耶鲁大学在香港的代表给他力保，问题才得到解决。 我想这是校长在“炉边闲话”时告诉学生的，虽然我相信这不会是“独家新闻”。田浩的前言，最发人深省的地方是有关他老师的“价值观”。文章开头这么说： 我们四个同门想讲一些余英时老师的故事，希望帮助未来的读者除了透过他的书，还可从另外一个角度稍微知其人，进而了解他的价值观。没机会与余英时先生谈话的人，可能觉得很难了解他，比方说，为什么这位学者的英文著作比较少，可是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三所名牌大学任教数十年，而且又是一位获颁Kluge Prize的亚洲历史学家？为什么他写了很多中文书，但不愿意接受邀请到中国大陆？ 田浩编的这本文集，书后附了一个“余英时教授著作目录”，中英文外，还有日文文献。书目粗分为“专书”和散篇的“论文”，此外还有“访谈录、对谈录”二十六篇。校长的专书共有五十一本，其中包括各种不同的版本和从他的英文著作翻译过来的，如侯旭东等译的《东汉生死观》。论文散篇合四百六十三条。英文著作六本（其中两卷论文集将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 校长为什么拿到终身职位（tenure）后就较少用英文写作？本文篇幅有限，未尽之言，只好留待下回分解。在此以前，先看看他在新亚书院当学生时的著作。他用“艾群”笔名，光在1951这一年间在《自由阵线》发表了六篇可说是“遣悲怀”的文章。这位“学生哥”关心的是什么？《从民主革命到极权后群》、《论革命的手段与目的》和《我的一点希望》。1952年，他写了二十一篇。 校长日后写的大块文章，如《士与中国文化》和《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等，在若干地方都可看到少年情怀的延续。用校长自己的话说，他要从“自己所写所思的专门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对国家、社会、文化的时代关切感”。据其门人王汎森所说，《纽约时报》曾刊出了支持民主运动的全版广告，上面的毛笔字就是校长写的，老师和学生都要科款一百元付广告费。不足之数，由《中国时报》余纪忠先生支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