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来源：东方早报 《历史是什么》 [英]迈克尔·奥克肖特著 [英]卢克·奥沙利文编 王加丰、周旭东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9年2月第一版 最近，众多悼念唐德刚去世的文章中，不少都提到了他的中国历史“走出三峡”说。虽然唐氏并未明言，他心目中的中国历史最终要走向的“太平洋”为何处，但明眼人都知道，也不必说破。其实这也根本不是什么秘密，近代以来的主流史学家，大都相信历史是进化的，是有一定方向的，这个方向就是现代化。只是这个现代化的参照系有所不同，大致分为两派，一派以西方现代社会为参照系；另一派是“以俄为师”，以苏式社会主义为参照系。尽管“拿证据来”的实证主义要求已然成了史学研究的绝对命令，但什么算是证据、怎么解释证据、向何处找证据，最终却是要以那个历史天命为依归的。证明中国必然走向现代化，中国能现代化，成了历史研究的主要目的。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各种争论（中西文化争论、社会史论战、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等等），研究领域的开辟（社会发展史、经济史、社会史，等等），研究方向的选择（资本主义萌芽、商人精神等），无不与挥之不去的现代化情结有关。人们一方面标榜要追求历史的“真相”；另一方面在实证之前已经有了一个先入为主的目的论观念。 半个世纪前，英国哲学家欧克肖特在给K. B. Smellie的著作《我们为什么读史》写的书评中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知识败坏的时代，历史写作也不能避免这普遍的败坏。”这种败坏是由于“当代历史学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利用历史上，集中在历史能用来证明的教条上；我们只关心将来，为了我们自己的目的歪曲历史”。他以卡尔（E. H. Carr）的巨著《苏俄史》为例，来具体说明他心目中的这种“知识败坏”。他说，卡尔虽不是共产党人，却是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们的角度来写历史。卡尔的偏见在于以成败论历史，历史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成功的故事，出于这种偏见，“革命前的俄国是决不允许详细进入这个革命的故事的”。1917年似乎是“通过一个来自瑞士的创世者无中生有地创造了世界”，1905年“只是被当作了救主前的历史中的一个小插曲”。欧克肖特从两个方面批评卡尔的这种写史法。 首先，卡尔是以事后诸葛亮的方式来写历史，只让胜利者进入舞台，使失败的事业湮没无闻，把人分成派而忽略活生生的人。欧克肖特写道：“支持成功者的偏见比任何纯粹的党派偏见要坏得多”；“作为成功的故事的历史总是删节的历史。”此外，他还批评卡尔采取了俄国革命的参加者的偏颇观点和“特别私人的语言”。除了卡尔外，欧克肖特也反对柯林伍德重演历史的学说，指出：“史学家是他的事件（按：即他笔下的历史事件）的制造者；这些事件对他具有的意义，不同于它们对那些参与这些事件的人的意义，他说这些事件的方式也不同于他们。”写史的艺术是“理解人与事件的艺术，这种理解比这些人与事活着和发生时人们对它们的理解更深刻”。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人们可以以自己对现在的希望和对未来的憧憬来撰写历史。 其实，像卡尔那样公开声称“根据现在来分析过去”，以今度古，以某种当下的理想来理解历史和撰写历史，在英国史学界也其来有自，非自卡尔始。最著名的当数写了多卷本《詹姆士二世就位以来的英国史》的辉格党人历史学家托马斯·麦考莱（Thomas Macaulay）。他把他写的这段英国历史看作是一个按照辉格党人的政治理想发展进步的历史，即争取自由民主的英国人从签署《大宪章》开始，逐步削弱国王的权力，最后通过内战和光荣革命战胜了以国王为代表的专制势力，建立了法治下的自由。他把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解释为有利于个人自由，是对天主教会的僧侣专制的一大打击。在这部麦考莱写的英国史中，所有的英雄都是站在主张发展国会权力、克服国王和教会“独裁权力”一边的人。这部历史告诉人们，只有从专制主义的羁绊下解放出来，英国人才能享有法律下的种种自由，才能通过贸易获得财富，给他们的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这样，他们的孩子又能享有和捍卫好不容易赢得的自由。麦考莱这个英国辉格党史学家开创了一个解释历史的传统，这就是将历史解释为一个从野蛮和无知到和平、繁荣与科学的进步过程。拜现代性思维之赐，这个传统影响深远，虽然读过麦考莱书的人不会太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