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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一战的炮火和血腥，以及大英帝国的逐渐没落，使得人们对辉格党人解释历史的模式及其进步史观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欧克肖特的剑桥老友，英国著名史学家布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1900-1979）在1931年出版了一本篇幅不大，却影响不小的著作《辉格党对历史的解释》，对辉格史观作了深刻有力的批判。在布特菲尔德看来，辉格党人解释的历史是一部“自由民主”的英雄从各种保守专制的势力和个人那里赢得让步的进步的历史，但这部历史是有问题的，它是用当前的观点来解释，或者说重构历史，并不是真正发生的历史。布特菲尔德在1949年又发表了《近代科学的起源：1300-1800》一书（按：此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已有中译本，可惜似乎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足够注意），试图以非辉格党式的方式来写近代科学史，即不再把科学史看作是一个成功的故事、一部科学研究的凯旋史。相反，他把科学上失败的事业、死结和不成功的尝试都看作是对于真正理解科学史非常重要的东西。欧克肖特对此非常赞赏，说布特菲尔德避免了倒读历史的陷阱，即避免了以今度古，历史应该秉笔直书，而不是偏袒胜利者和成功者。 在欧克肖特看来，真正的史学家应该根据事件自己的历史来认识它们，而不是根据它们与史家自己当前关心的问题的相关性来认识和解释它们。以今度古，倒读历史，必然造成对真正历史的歪曲。他在评论布特菲尔德的著作中，从历史哲学的高度，对辉格党的历史方法论进行了更为透辟的分析和描述。他写道：“辉格党的历史学家信奉一种单线的事件过程的观点，认为自己属于这样一个学科：阐明过去各种行为和事件那唯一的趋势，这趋势的内部似乎具有各种当前（那些他认为是重要的事物）的种子。他的英雄是那些属于这个谱系的人，他们的生活似乎预告了当前，以及那些由于具有‘现代性’而被挑选出来的人；其余的则被看成是对此没有贡献的人，或仅仅作为妨碍这个过程的人而被认为在该故事中有一个位置。这样，由于只盯着过去中那些似乎类似于当前的东西，他们很容易认为‘历史在我们这一边’。研究过去似乎不仅为他们决定谁在正确的这一边的机会，而且也提供了表达道德赞成和不赞成的机会。” 辉格党式解释历史的方式其实我们并不陌生，现代撰写的中国历史，很少不是辉格党式的。由于笃信社会进化论，写历史的人都希望自己写的历史能“证明”“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能指出“人间正道”，能符合“世界潮流”，能证明政治变动与事件都是“历史的选择”，能证明当下的一切都是合理的，等等。虽然史学家很少有人不把“科学”与“实证”奉为金科玉律，但我们的历史是少不了进步与反动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历史书有时也像极了蹩脚的好莱坞电影，好人坏人黑白分明。这与其说是夫子春秋笔法的遗意，不如说是现代性的体现。夫子不知道历史发展还有什么方向，而现代史学家不但知道这天命一般的方向，而且以此来“笔则笔，削则削”了。由此也可见，辉格党式的解释历史的方式确如欧克肖特所说，是“历史研究传统中最有影响的思维方式”。它实际不是英国辉格党人特有的，而是一种现代性的思维方式。即便布特菲尔德本人，也难免这种思维方式及其历史方法论（可参看C. T. MacIntire写的布特菲尔德的传记: Herbert Butterfield: Historian as Dissenter，耶鲁大学出版社，2004年）。 现代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辉格党解释历史的方式则是这种思维方式在史学中的体现。欧克肖特这样分析辉格党历史解释的思维方式：“构成辉格党历史解释的思维方式不仅产生一种片面的过去观，而且也产生一种狭隘的当前观。实际上是各种冲突的目的和利益的结果，或甚至是副产品的东西，被弄得似乎是一个单一的、同质的、战胜了敌对和阻碍的活动趋势的完成。”这种思维方式对史学家是极为不利的。因为“它说服史学家在过去中只寻找那些能被当前直接吸收的东西；然后，当他离开故事大致的线索（就像在删节本中可能出现的那样）去仔细研究一个特殊的时刻或特殊的变化，它就辜负了他”。布特菲尔德在他的书中说过：“如果所有事实都得到充分叙述的话，从它（按：即辉格党的历史解释）产生的方法和历史都将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辉格党式对历史的解释是建立在对历史事实的掩盖、忽略、删节和歪曲的基础上的，一旦所有事实都得到充分的叙述，辉格党式的历史就将不能成立。 那么，史学家如何避免辉格党式的思维方式？欧克肖特的回答是：他要使自己习惯在过去中寻找与现在不同的东西：历史学对他来说是研究过去不同于现在的方式。为了避免把历史变成一个纯粹成功的故事，他要特别留意任何时候的失败者，因为他们对事情的贡献最有可能被忽视或误判。但这还远远不够，警觉不同和留意失败还只是对他试图避免的错误的一个粗浅回应，它们还只注意被辉格党式的解释忽略的东西。要真正摆脱辉格党式的思维方式，史学家得有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即把一切后来的形势理解为整体以前形势的产物，他要有这样一种历史变迁观：即历史变迁就是一种具体形势让位于另一种具体形势，每一个形势都是突然发生的，它出乎任何行动者的计划和意图之外。他这样来解释历史过程：他与他的同行是历史过程的发明者，但这不是说阐释历史过程根本不管证据，而是说历史过程是一个（考虑所有证据）的活动的产物，而历史变迁的参与者假定是被排除在此活动之外的。史学家应该解释的是事情复杂的结构，而不是发展的同质性路线的一般原因和条件。 欧克肖特从他哲学生涯的一开始就认为，我们对待事物可以有不同的态度，或者说，不同的经验模式。在西方文化中，这样的经验模式主要有三种，即科学、历史和实践，后来他又加上了诗，即审美经验。因此，在事关过去时，必须区分历史的态度和实践的态度。所谓历史的态度，就是为过去而过去地对待历史。而实践的态度也可说是当下实用的态度，它不同于科学和历史，它是从好恶、苦乐、善恶出发来看待事物的。在实践中，人们总是根据对我们有用还是无用、友好还是敌意来判断事物，用这样的范畴来处理事物。因此，对过去的实践态度总是要将过去与现在联系在一起，总要以今度古，或借古喻今。而试图把历史变成科学或在历史中发现普遍规律或一般原因，也往往是由于实践利益使然。辉格党式对历史的解释，归根结底是在用实践的态度，而不是历史（史学）的态度来对待过去。因此，研究历史的人必须区分历史的过去和实践的过去，才会有合适的研究历史的方法，才能从实践的语言（idiom）中解放出来，历史知识也才有自主性。 但这决不意味着欧克肖特是一个实证主义者，恰恰相反，他同样坚决反对实证主义历史观。如果说辉格党式历史观是将实践误解为历史，那么，实证主义历史观是将历史误解为科学，从哲学上看，同样犯了范畴混淆的错误。史学家的任务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去理解过去的行为和发生的事，即以一种它们在当时决不会这样被理解的方式来理解它们”。过去的行为和事件在当时是实践，如果我们以当事人的方式去理解它们，就是以实践的方式来对待它们。所以，要完成上述任务，史学家必须“把行为和事件从它们的实践语言翻译为历史语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