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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至此，本来也该写写徐枋的卓越思想、伟大贡献之类的，以示行礼如仪。这些在《居易堂集》中也不难找到材料，他论史、论画以及诗文创作都是可圈可点的。只是，徐枋的绘画书法成就多有方家研究得很精到，不必多个门外汉的捧场。而思想，这要人怎么说呢？人物研究的文章大谈“某公的思想如何如何”早就成泛滥成灾，严重贬值。余尝有幸得见一本煌煌巨著以成吉思汗的哲学思想为专题，当下佩服得绝倒。徐子坦承“实欲以质之千古焉”，总不是炫耀“先进思想”的意思吧。何况在传统道德已经很隔膜的当下，要讲忠孝、道义、朋友之伦似也为难。万死不辞、贫贱不移的德行要出于良好的道德教育和训练，欣赏和感佩这样的行为同样需要很好的道德教育和训练。这在今天是很为难的。或许当下只是讲讲成吉思汗伟大哲学思想的时候吧。从某种意义上讲，对遗民群体非常警惕，乃至施以迫害的清初当权者也算是徐枋们的知音。他们畏惧徐枋们的道德感召力，铁蹄入关、屠戮征服，从“化外”而“天下”，他们遭遇到的顽强抵抗无疑是一种深刻的刺激。这种阴影久久挥之不去。徐枋写道“自吴子殁，而天下绝援溺之望”，已经是康熙十八年的事了。四年后，台湾郑氏政权完结，有力的反清势力也不复存在。徐枋死于康熙三十三年，遗民群体的中坚世代也基本结束了。可是，民间蛰伏的遗民势力对清室而言如芒刺在背，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乾隆还要为“夺朱非正色，异种尽称王”动用“专政机关”。这种神经质的过敏也可以反证遗民群体的非凡影响力。这种刺激深深影响了清代的政治发展，不仅阻止满洲权贵举国圈地放牧的恶政于一时，也让清室始终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处理政事——竟有些不敢落人把柄的小媳妇心态。从政治意义上讲，遗民所代表的不仅是对前朝的留恋，更是依托传统道德感召力拒绝政治威权笼罩、整合的异己，始终对政治威权的怀疑、警惕与批判。遗民于传统政治的意义可以这样总结。前朝无遗民，庙堂无正人，国家无善政——统治者不知敬畏道义、敬畏民间，何事不敢做？当然，这只是对传统政治而言，根据文化旗手的先进理论“最好一本中国书也不要读”，因此徐枋们和他们寄望千载的著作的确是被丢到故纸堆里了。书既不可读，历史遂可任意打扮，只为“进步”做注脚。道义自任、忠孝为本可以视为迂怪、可以扭曲成抽象的符号，又谈什么遗民徐枋的思想呢？改朝换代之际，缙绅名士高喊万岁唯恐落后，咸与维新个个争先，分羹推盏唯有德色，还真是有点吓人啊。总之，历经劫波后，还是要展卷读书，看看徐枋们的人生真相，与之同悲、同喜、同泣。史学总要这么做，还能怎么新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