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居易堂集》 徐枋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4月出版 《史记》列传，《伯夷》居首，“遗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可谓源远流长。而宋元之际、明清之际两度“亡天下”之痛，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遗民”群落，他们对当时的人文艺术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末民国以来，学界的遗民研究并不乏人，专门著作也不少。然而，时至今日，若出了“象牙塔”，一般读者对遗民群体的兴趣缺缺。其中当然有时代背景、政治因素的影响，也与梁任公大倡“新史学”后的历史叙述有关。“新史学”将历史定义为“叙述进化之现象”，史学的功能定位于寻求“公理公例”，史学的视野侧重于“全体之史”。“叙述进化”流弊于功利主义，“公理公例”流弊于机械化、符号化，“全体之史”则流弊于虚诞的“宏大叙事”。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遗民”群体的“保守”性质、“后退”姿态自然不为“叙述进化”所喜，而“自我放逐”“与世相忘”的生活方式又乏“功利”可说。因此，在惜墨如金、蜻蜓点水的“宏大叙事”中，遗民群体最多也就是被抽象化为粗糙扁平的“爱国主义”符号而已。 不过，学术发展到今天，“宏大叙事”的空洞虚妄广为人知，“叙述进化”的狭隘视野渐被修正，“公理公例”的机械定义趋于瓦解。由此，我们不妨重新审视遗民群体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作为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现象，遗民群体本身就是解读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社会的“钥匙”。这方面的研究与思考是应该走出象牙塔的。而真正困难的是，遗民群体的史料分散在别集的书信往来、吊庆应酬的文字中，叙事曲折，言辞隐晦。若无良史、名家的整理，一般读者难以卒读。 这种情况下，明季遗民徐枋的《居易堂集》就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徐枋六十四岁时自订《俟斋文集》，身后由弟子潘耒编次扩充为《居易堂集》。不仅保存得较为完好，而且经罗振玉先生撰写《徐俟斋先生年谱》，其弟振常先生新订《涧上草堂纪略》，后有振玉文孙继祖于一九九一年发表《徐俟斋先生年谱校补》。《居易堂集》百余年绝无印行，竟能完存；又得海内名家罗氏一门撰谱研究，历时逾半世纪；近又得新校重排，并附罗氏研究成果再版。此间奇遇，亦可谓天不丧斯文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