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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徐子的性情 明代是个体意识强烈的时代。不过，在承平之时士大夫阶层纠缠于“师”与“吏”的双重身份中，个体意识的觉醒呈现出利弊交杂、乱相纷呈的暧昧状态。物质层面上，不讳人欲，催生了文艺繁荣、市井发育的盛世景象，而流弊于声色犬马、纵欲放荡；精神层面上，强烈的自我表现欲造就了不避生死的气节高亢，流弊于好名太甚、浮夸虚诞。而明季家国之变的惨烈际遇仿佛大浪淘沙，遗民群体的“自我放逐”斩断了“师”与“吏”的扭结，风节凛凛的遗世独立中体现了个人价值的坚守。 徐枋在六十四岁时自订《俟斋文集》并作序，且亲定《凡例十一则》，这是明代士人重视个人著述的余风。而且，徐枋不以避世为嫌，在序文中坦然道“而吾之心则可以俯仰千古而无愧”，又在凡例中明示“不特欲以遗之子孙，实欲以质之千古焉”。但是，“质之千古”不是为汲汲求名于当世，更不是为了现实名利之间的“对价关系”。对当世之名，徐枋避之唯恐不及，屡戒亲近勿与世人宣扬自己的名声，让亲近对故旧也勿提起，若有存问尽可骂自己的不近人情。在徐枋的心目中，以自己的价值标准区隔现世与未来，把个人价值寄托于“质之千古”，而对现实名利则不屑一顾。这种坚守与自信并不因遭遇奇惨、境遇奇穷而褪色松动，在风起云涌的社会洪潮中凸显了个体的存在。 而且，作为明朝遗民、一生完节的徐枋，却在文字中并没有泛滥“耿耿孤忠”、“君父之叹”。在《柬葛瑞五》一文中，他说“今古道沦亡，惟赖吾一二人挽之于既亡耳。”他选择自己的遗民生涯，不只是对一朝一姓的愚忠，不只是为了已经消逝的世俗权威哀悼，而是道义自任、天下为怀的高屋建瓴。立足于伦理本位，又能升华到道义自任的精神在明季遗民中是相当普遍的，能够达到较为开阔的思想境界能。 自信于道义自任的个人价值，徐枋不避讳“有我”，甚至是大张旗鼓地标榜“有我”。在《答笻老》中，他写道：“人惟自有我在，不为物转故能素位而行…不然，茫茫滚滚，毫无把柄，岂不为境遇所动哉？”还写道：“圣与佛皆言无我，而仆独言有我。…居易俟命，素位而行，苟不由我，则何以居，何以素哉？”有这样的决然自信，徐枋的文字中处处洋溢着真我、真性情。如，儒学自孟子“义利之辨”后愈演愈烈，乃至矫妄过正，几落于“贫穷即美德”的苦修主义、民粹滥觞。这种风气在历代隐士中更为普遍，尚能小康者也多有矫情附丽，即陶靖节也未能免俗。而徐枋这个“真千古之穷人”却在《答吴子佩远》中写道：“孟子云‘贫贱不能移’，必有不移者存，非贫贱即是大丈夫。…若云能饥寒便是高节，则彼乞丐皆忠臣义士乎？…当今惟弟可以言此，惟兄能知此言为不谬也。”这段话通达明理，读之莞尔。 又如，徐枋素有“善谐谑”、“善谈笑”之名，早年与好友姜垓于市中互谑，成一付妙联：“桓温一世之雄，尚有枋头之败；项羽万人之敌，难逃垓下之诛。”身遭家国之痛、以遗民自处后，他却并不强作幽愤穷愁之态以自饰，谐谑之笔时有所见。问友人借书则“其唐人小说余卷，千乞尽数假我，愿卒业焉。仆当赖以病起，不啻读陈琳之檄也。”朋友招其会饮，对以“炊则无米，灶则无薪，遂闭门高卧…手讯来，始惊寝而起…知即往邓蔚山，尚可稍留乎？烧猪之约，何时而践？”猴急于前，无赖于后，读之笑倒，继以心酸。徐子劝友人“总之生此之时，自无高枕之理，然亦不必以有限之心神为无穷之愁虑也。”正为集中谐谑做注脚。徐子天性豁达，继之以自信我道，故率性天真、个性张扬、不矫不饰，使后人得知遗民的生活不是死气沉沉、哭哭啼啼的活死人墓，也有着豁达开朗、别有生趣的人生！ 真性情才有真文笔。在《居易堂集》中可以看到一个有血有肉、有喜有悲的徐俟斋。他避世却不孤僻，与志同道合的遗民故旧互相砥砺，或遥寄思念，或教诲后学。他甚至有点喜欢热闹，“烧猪之约”没有下文，老友重逢总是让他留下很多忧喜交集的文字。他能贫贱不移，却不拒绝生活的美好。为了“邓蔚山水之胜”，“不得不破土室之戒，一岁中尝三四过之”。至于诗文书画之美，更是喜闻乐道——毕竟徐枋的“现代身份”是个画家、诗人。倘若细细读过这些，谁还能把用一个抽象干瘪的“符号”遮蔽那个鲜活的徐枋呢？而且不只是徐枋，《居易堂集》中保留的大量信息为后人留下了遗民的心路历程、真实人生，是值得珍视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