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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意义的布衣、方外不能算作传统士林范围之外，终身不仕的林和靖、出家为僧的方以智都是士林别出。因为他们的知识背景、身世经历，都和一般士人无别。而明代遗民群体密切交往的“布衣”、“方外”中常有一些知识背景、身世经历迥异的“奇人”、“义民”。灵岩弘储是方外“好事者”的典范，非常著名。徐枋向灵岩弘储行弟子礼，文字外来很频繁，集中常称之“老和尚”、“吾师”，而徐枋为他盖棺定论“一以忠孝作佛事”成为后世定评。而弘储不是士大夫逃入空门，对他的俗家出身记载仅知“南通李氏子”而已，出家很早，师承也很好。但是，他在明清更迭中积极参与遗民的活动，不仅和熊开元、黄宗羲、徐枋这样的遗民结为师友，而且每到崇祯忌日必素服向北焚香，二十八年不辍，深为徐枋所感佩。弘储曾在顺治八年（徐枋三十岁）时被捕入狱，即徐枋笔下的“山头多事”，后被释放。可是逃脱牢狱之灾后，他“多事”如故。在康熙三年促成了盛大的“灵岩山集”，黄宗羲兄弟、徐枋及同道亲友毕集，成为遗民活动的一次高潮，黄宗羲亲为作记。但是，记载平生交往聚会颇详的徐枋对此盛事未置一词，这是颇费思量的。这可能和这次集会品流颇杂，特别是钱谦益也在初春上山与闻此事有关。在《居易堂集.卷一》中《答灵岩老和尚书》“底事亦熟闻之”一篇中微有消息，但这篇书信列于“卷一”，从编次看距“灵岩山集”较远，可“吾师”的提法又似在徐枋和弘储正式定师生名分之后，其系年是难以确定的。徐枋和钱谦益这类贰臣、“当事”都没有交往，而弘储这样的“方外”却不避嫌疑、与之周旋，这在《居易堂集》中是有确证的。对弘储与“当事”周旋，徐枋是知情的，在《与王生书》中举其事也无嫌，在《答灵岩老和尚书》中也赞扬“所赖大人者包容并蓄……是吾今日所以心益折服于吾师也”。这也不难理解，弘储的“包容并蓄”周旋于当事，才能有“排解大难”的能力。而且，明代遗民自律的标准各异，共同的底线不过是不仕新朝罢了。从徐枋自持甚严到顾、黄有选择的结交一些清朝官员，都在这个共同底线的范围内，彼此无嫌，何况是弘储的方外之身？正因为有这样的默契，隐隐在遗民群体中形成一种天然的分工。如弘储能“排解大难”需有徐枋们的社会声望支持，而徐枋们的现实困难能有弘储通过“包容并蓄”的人际关系解决。从中也可以看出明代遗民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的社会共同体，而不是分散孤立的存在。 比“方外”更微妙的存在是“布衣”，史学界对明代市民阶层的崛起有过很多研究。而《居易堂集》中对徐枋的布衣之交张隽（字英甫，晚号苍眉）的详细描写，是对这一阶层参与明代遗民活动的珍贵史料。徐枋对这位雪中送炭的布衣之交是很感念的，为之作六十寿序、肖像赞语，最后还为之作传。《张英甫传》中记载张苍眉“陈氏子，出继舅氏张翁”，“贫甚，几无以继食”，遂经商。经商的本钱是“售其城居”加上卖掉妻子的陪嫁衣物，也是破釜沉舟的冒险了。他以做钱谷交易的中介作为商业活动的开始，继以“往来售所积，获利尝十倍”的长途贸易，后又加工茶叶、买卖茶叶以牟利，遂“晚年而家业大振”。他出身很寒微，起家是冒险筹集资本，从商业中间人到长途贸易，最后成为相当专业的茶商，这是市民阶层发迹的典型经历。而且，张苍眉的“心计纤细，利析秋毫”，“性纤吝，家累万金，而平时弊衣冠、食淡如窶人，每临事以计数，不出一钱”，活生生一个早期市民阶层俭吝、精明的形象。但是，在朋友之伦方面，他为徐枋“完逋赋，一日数十金”，又在十五年里一直接济着徐枋，毫不吝惜钱财。不仅毫不吝啬，甚至不惜亲身犯险与清政权对抗——为了保护“余尤握发”的徐枋渡太湖，他“怀刃自随”“回旋二百里”，无疑是准备与强行薙发的清政权发生暴力冲突。张苍眉的种种行为并没有什么名利目的，“利”是不用说了，“名”也不是他所求的。徐枋为他作六十寿序，他“匿之似不欲人知”，而接济徐枋花费钱银更是“妻子不知”。如果没有徐枋为他留下的文字，后人不大可能知道还有这样一位布衣张苍眉的身世与性格。如果说士大夫尚有“不得不死”“不得不隐”的政治责任、道义担当，那么这样一个市民布衣为什么甘愿默默无闻地弃财犯难、悉心护持呢？又及，弘储那样身处丛林的方外为什么要犯难干禁地游走于遗民、贰臣、当事的复杂人际间呢？他们和遗民群体的同声共气是建立在什么共同基础上的呢？ 明中叶后，君昏政乱、宦竖当道，士林儒者往往受折于庙堂。但是，他们受挫于上、蕴育于下，一派龙战于野的雄姿。阳明后学、东林党人等儒者缙绅在东南讲学、结社代代不绝，遂成东南声教鼎盛的局面。而且，伴随着东南富庶繁华成长起来的市民阶层早在抗击阉党的风波中经过长期的政治历练，与士林的同仇敌忾早已有之。儒者道义自任、忠孝为本的价值观深入人心，形成了跨越信仰、社会阶层的公共价值观，弘储的“一以忠孝作佛事”就是这种公共价值观形成的自然体现。而且，在生活方式上，经济发达的东南地区让诗文自娱、琴棋书画的风雅之道非常普及，消融了士林、市民、方外之间的鸿沟，如张苍眉的“围棋饮酒，诙谐滑稽，精音律”便与一般士子无别。反观士林儒者也受到市民生活、价值观的影响。理学价值观的紧张感土崩瓦解，贱视工商、排击异端不再流行。士人与方外、市井的交往很常见。可以说明中叶后，东南社会整体“儒化”，而士林儒者则世俗化、市民化，形成了公共价值观、共同生活方式基础上的社会共同体。当满清铁蹄踏入江南后的战乱、屠杀破坏造成了国仇家恨，对东南社会是一场价值观考验；尤其是“薙发令”的颁布显露了新政权破坏社会共同生活方式的苗头——实际上入关以后满清贵族不仅对“衣冠服制”有想法，更惦记举国圈地放牧，这种极端的“移风易俗”到雍正年间还可以听到。在这样的情况下，以遗民群体为核心凝结起社会各阶层的志士成为一股潜势力，其范围超出了传统士林也是必然的。与之相应，明代遗民群体的包容性很强，涉及面很广。身份、身世、功名故所不拘。明王朝崩溃后，失去了旧的政治威权笼罩，又受到新的政治威权荼毒，遗民群体的构成凸显了个体性、包容性和民间性，外示分散隐逸，内则复杂牢固，这是值得研究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