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涛是我在鲁迅文学院工作过的同事。
    二〇一五年七月，陈涛奉命去甘肃的甘南州临潭县冶力关镇池沟村任职“第一书记”，为期两年。二〇一七年，也就是今年的七月结束。他任职的这个地方叫冶力关，在一篇散文中，陈涛描绘那里的地理环境是溪流、雪山、沼泽、高原湖泊、喇嘛靴子上的尘土、经幔透出油灯的气息、成群的牦牛在山上吃草，“更多的就那样站立着，一动不动，如同黑色的木桩。天空明净，白云半隐于远山之后”。虽然冬季的冶海天池会结冰，但毫不影响它向下游的流淌，水也不似夏日清冽，“反倒有丝丝温热，在冬日里隐隐冒出热气”。
    他挂职的这个地方介于青藏高原与秦岭山脉之间：“镇内海拔近四千米的白石山是整条秦岭山脉的起点，而邻近的莲花山则又是青藏高原的末端”，地势陡峻隘仄，稍为开阔平坦的地方便挤满了房屋。他任职的村子是一个靠国家救济的贫困村，从繁华的城市突然来到这么一个地方，陈涛一时难以适应。但他很快便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当中，比如助学活动，通过他的努力，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师友们的关爱与支持。上百个包裹、上千件玩具、衣物以及上万册图书纷至沓来，陈涛在一篇散文中这样写道：“连镇上的邮局都笑称变成了我的私人邮局。印象中很深刻的是有天收到了九十六个包裹，邮政的车没有送到邮局，而是扔在了大路边，最后我们从村里找了一辆三轮车拉了回去。”
    离开北京，来到池沟村，陈涛仿佛进入一个失重境界，时光变得格外缓慢悠长。“在这里，我慢慢学会了独处，独处是一种能力”，陈涛写道，并且对此深有感悟。“掌握得不好便会焦躁不安，终日陷入逃离的欲念之中；掌握得好，学会与每一片的宁静与孤寂安然相处，兴许还能从中体会到丝丝诗意。”写作也是他适应新生活、摆脱寂寥与焦虑的一种方式吧。
    在陈涛的笔下，有镇里的干部、民办教师、村里的农民，也有游走于社会边缘的人物，仿佛与陈涛的笔尖赛跑似的奔涌而至，比如朱老师：
    他从办公室里出来，站在我身边，没有握手，没有问候，我们俩站在院子里，我问他一些学校的情况，他缓缓地回答我一些。八月底的冶力关天气已经转凉，朱老师穿着黑色的皮夹克，上面裂纹密布，如同他的黝黑额头与眼角的纹路。等问过他的年龄，我一次次在内心思忖生活到底让他经历了怎样的沧桑。
    朱老师告诉陈涛，他“高中毕业后就做了民办教师，至今已有十七年的历史，他人生的一半岁月都是和孩子们一起度过的。由于是民办教师，故而工资少得可怜，从一九九九年最初参加工作的每月一百元，到二〇〇三年的二百元、二〇〇六年的三百元、二〇〇九年的五百四十元、二〇一〇年的一千元，再到二〇一五年的一千五百元”，听了这一系列的数字，连同他那张“黝黑平静的脸”，陈涛的感觉就像是“尖锐的刺”在“扎人”。
    再比如老姑舅。“老姑舅”是临夏回族人，排行老五。他从二十七岁来到小镇，至今已近三十年了。即使你不认识“老姑舅”，你只要看到街上有一个腰间挂刀的人，那多半就是他了。按照“老姑舅”的说法，这些年从他手里“过得命”就有四十万了。也就是说，他已经宰杀了四十万只牛羊鸡兔。每当宰杀的时候，他都会在心里默念。不仅默念，还要注意宰杀的方式。他在每次杀羊时，都会让羊头朝南，四腿朝西，左手遮住羊眼，右手握刀，刀口朝向自己，一刀割断羊的动脉，快速了断。“老姑舅”说：“杀羊要快，它们才没有痛苦，若慢，就有些残忍了。”
    在陈涛以“甘南笔记”为题的散文中，“困境”是一个让他始终萦绕于心的思索，而这个困境不仅是地理上的，也是现实生活之中的。“小镇散落于群山的缝隙之中，是否这地理的设置早就预示并注定了他们生存空间的促狭？”他们在看清的人生之路面前，“是悲是喜？若是喜，我为何一点儿都体会不到快乐？若是悲，又要把多少怪罪于生存空间的促狭？多少归结于个体安于现状的软弱？这是一系列需要不断追问但可能永无答案的问题。”这样的思索自然会使他的散文质地厚重，而散文的精灵也就在这里。陆机云：“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恢之而弥广，思按之而逾深。”便是这个意思。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散文爆炸似的发展，可是优秀散文不多，分析起来可以归结众多原因，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远离了时代与社会，散文家的笔被琐事的丝线紧紧缠绕了。陈涛散文的优秀之处就在于挣脱了这种琐碎的缠绕，而“出门一笑大江横”，为读者展现了一个真切而鲜活的边地，把那里令其动容的风景与人的歌哭笑怒，原原本本地描绘出来，呈现出散文最为本真的东西。我赞同这样的创作态度，也感受到他文字背后血液的潜流，既生动又温暖，也苍凉也寂寞，仿佛甘南的流云夹杂着阳光、大雪和雨的经幡，洁白舒卷而透彻明亮。
    （王彬，研究员，鲁迅文学院原副院长，现任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