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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徐子的人际交往 如前所述，遗民群体在现代历史研究的视野中被分散在各个学科中，比如徐枋今天是频繁地出现在中国美术史中。而他的遗民身份、生平事迹在专门史中并不凸显。在粗糙的、概念化的史观中，相忘当世、离群隐居的遗民群体似乎缺乏“功利性”的社会功能，又在进化史观中显得尴尬。《居易堂集》中留下的线索，可以看到遗民群体复杂的内部结构，辐射各阶层的人际网络，以及广泛的社会影响。 前人对明季遗民的研究中就指出遗民分“居者”和“行者”。居者行迹基本固定，行者游走四方；居者接纳、庇护行者，行者为居者传递消息、联络同道。两者之间相辅相成，互为表里。这是遗民群体中最基本、最核心的两类人了。而徐枋和他的姐夫吴祖锡（字佩远）恰好是“居者”和“行者”的典型。吴佩远比徐枋年长四岁，娶徐枋的长姊。虽然徐氏在顺治五年时病逝（徐枋时年二十六岁），但吴子致书徐枋言“义不再娶”，遂义夫终身。吴佩远的一生非常传奇，历事鲁桂，外接延平——《清史稿》记“海师入江，祖锡实导之，且连岁在金陵，隐为之助”。他早年和徐枋“中同罹难，几于骈首，幸俱无恙”，后长期被通缉，竟以善终。而徐枋与之“八岁而识”，在二十四岁开始他的遗民生涯时就是“依吴子佩远”，此后吴佩远行于南北奔波复明事业，归乡不居己宅，多次宿于徐枋隐所，行“秉灯彻夜谈”。吴佩远最后一次访徐枋时在枋五十二岁时，吴子追从入缅的桂王不得遂返吴。其后“又游中州，更由秦入楚”，最后客死胶州大竹山。时年徐枋六十二岁，为之做墓志铭。两人情同手足，信托一生。而《居易堂集》中所录书信仅两帧，且罕言时局——这也在情理之中。他们“秉灯彻夜谈”的内容再也无从知晓，但是徐枋在《吴子墓志铭》起笔便书“自吴子殁，而天下绝援溺之望”，并详述其在清军冯源淮部中阴谋通海的本末。徐枋故不忍心“肺附戚、称兄弟”“始终交好，五十年如一日”的吴子事迹无传，特笔破格，大书特书，保留了珍贵的史料。也正因此，后人可知徐枋对吴子在冯部的活动知之甚详、宛如亲历，便可想见草堂中“秉灯彻夜谈”的大概了。徐枋与吴子的交往事迹中可以明白：反清复明的事业中，“行者”是局内要角，“居者”却也不是局外人。而且，“居者”对“行者”的作为、能力也很明白，甚至会有所请托成。比如，徐枋对同称“海内三遗民”的巢瑞明非常倾慕，对吴佩远“戏谓之曰：吴子素有神力，能致吾两人一时会否？”，佩远当时虽婉拒不能，但是巢瑞明竟在一年后破例“回旋二百里相访”，成一时美谈。可见，“行者”的“神力”是“居者”有意借重的。“行者”的活跃与“居者”的静重唇齿相依、互为犄角，只不过“行者”的行迹较显，“居者”隐蔽罢了。观徐枋以“三缄其口”自戒、戒人再三再四，其苦心可知。可这瞒不了当时的同道中人，故归庄赠诗“知君素有回天志，急扫吴山飞雪图”，其意昭然。徐枋为此作答并收原诗，显是一种默许。 无论“居者”、“行者”，明季遗民各有活动的地域范围、人际范围，有些著名人物从表面上看过从并不甚密。不过细细分析他们的人际关系圈子，其间的交集并不少。例如徐枋与顾炎武并无书信往来，更无面会，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弟子潘耒，还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归庄。可以想见其声气想通。而东南遗民的另一中心黄宗羲兄弟与徐枋仅在著名的“灵岩山集”面会过，互有赠诗、“论文甚惬”，而玉成其事是他们共同的方外至交灵岩弘储。由此可知，遗民群体，哪怕是隐居避世者之间，也有着复杂的联系，可以互通消息。而同样的“居者”之间，也存在着微妙的区别。这从“海内三遗民”的徐枋和巢瑞明之间的交往中可以体会到。 徐枋致书瑞明不仅寄托一会之后的怀思，更有约成再会的意图。但是瑞明复以“向半晌之晤，诚恨其促，因有他宾在座，不可以留”，还对徐枋举郭泰、钟会的典故也有“汉晋之风习，非世外之真契也”，这算是微词显刺了。其实，徐枋是尚有“回天志”的，而瑞明真“世外”，他们“苦节之行”的行迹相同，旨趣则有别。若细分，徐枋乃“居者”，巢瑞明乃“隐者”。对这种旨趣之别，徐枋并不介怀，所以在二十多年后整理文稿时不仅全录书信往来，而且专为后书，以郑重其事。其豁达诚恳的品格也令人赞叹。不过，无论是巢瑞明，还是徐枋，他们的高风亮节为世人所敬仰，为遗民群体赢得了很高的社会声望。这是遗民群体能够在清初各种困厄打压下长期存在，隐隐成一种潜势力的基础。但是，遗民群体最核心的“居者”和“行者”因其明显的特殊身份，公开参与社会活动多有掣肘。而且，他们与世俗政权之间的矛盾也容易引起祸难。这就涉及到传统士林之外的人士了，一曰方外，一曰布衣，为之周旋当事、排解大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