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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徐子的人生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为当后人盖棺定论时会利用手头所有的资料，以当代的眼光去总结，按照现时的标准去评价。这会引出一些奇异的“错位”。比如说，今天提到明季遗民群体时，无论是学者专家还是一般读者，脑海中首先跳出都是时称“三大儒”的“顾、黄、王”。这在侧重于学术思想的当代眼光下是理所应当的，却在不经意间把历史记忆改写成了某种历史意象，与清初的时论风评、价值标准有一定的距离。比如，王夫之苦行砺志、窜身掩迹大半生，甚至在其身后很长时间都不为人所知，所以在清初的时论风评中并不与顾、黄并列。当时文祸横行，遗民著作不能公行于市肆，绳以学术标准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当时的价值标准并不是今天那样侧重于学术水准的“文”，而是侧重于风节操守的“行”。“三大儒”的提法既为后人所追论，却在无意中遮蔽了当时遗民群体中颇具声望的“海内三遗民”——徐枋、沈眉生与巢瑞明。澄清这一点不是为徐枋“争排名”，只是为了建立一个具有“临在感”的观察视点——即所谓知“古人之身处”。 今天被目为清初重要画家兼诗人的徐枋，在当时则是以忠孝两全、风节彪炳的海内高士为人称道的。他一生遭遇奇穷，自承“真千古之穷人而无告者也”。这话并不夸张，人生所有可以想象到的不幸都劈头盖脑地降临在他的身上。徐枋出身于“簪缨八世，世受国恩”的东南望族，其父徐汧（谥文靖）是崇祯朝的复社名士，至南明官至少詹事。不但家世好，而且他的科举之路也很顺畅——崇祯十五年即“举于乡”，年仅二十一岁。而徐枋的“美风度、善笑谈”也是当时的士林风尚。如果在承平之时，徐枋的青年时代将和他的父亲一样平顺地踏上仕途，过着“雅好交游，颇蓄声伎”的贵公子生活。但是，两年后就是“甲申之变”。越一年，“五月南都破，行薙发令”，“闰六月，文靖殉国”。文靖公阻止了儿子陪殉，嘱以：“若长为农夫以没世可也。”国破家亡接踵而至，二十四岁的徐枋面临了直上直下的命运转折。这年，他“匿身松陵，全发被获，长跪不立，叩亦不答”，幸而“主事者无如何，乃髡而释之”，这是徐枋平生第一次与死亡擦肩而过。但是，从此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前二十年不入城市”，在山野僻壤辗转，断粮乏食每每有之。三十六岁到三十七岁间又大病几死，且遭兄弟族人陷害、官府追查的“以逋賦事见逼”。幸有布衣之交张苍眉为之延医调护、为之“一日偿数十金”。直到四十二岁，靠方外师友弘储和尚“为卜筑涧上，自此不复移居”。开始了他“后二十年不出庭户”“键门不通宾客”的隐居生活。这不是高卧隐逸的桃源之乐，而是家徒四壁、卖画自活的惨淡穷极。甚至他七十三岁的高寿也是一种极大的不幸——长子盛年而亡，次子夭折。到徐枋晚年六十九岁时，三子文止也病死了，年仅二十四岁。徐枋身后仅一寡媳携幼孙，贫极不能敛葬。枋六十四岁时在《俟斋文集序》中自述世道际遇则“崩天之敌，稽天之波，弥天之网”，述人生经历则“饥寒之凛冽，风雨之飘摇，世事之洼误，骨肉之崎岖”，真可谓“真千古之穷人而无告者也”。徐枋在如此际遇、境遇中犹能不改其志，更显得难能可贵。仅以不交当事为例：名臣汤斌微服访之两次，他都回避不见；重臣蔡毓荣馈以千金之药以求画，枋答书返币，竟不为作，且刺曰：“明府是殷荆州，吾薄顾长康不为耳”。临逝时宋荦抚吴，枋预戒曰“宋中丞甚知我，若我死，勿受其赙也。”荦果使人赠棺槥赀，家人如枋命，终不受。较之黄宗羲托孤徐乾学、傅山托孤魏象枢，更称完节。因此，在当时以风节操守为标准的社会评价中，徐枋居于“海内三遗民”尤为见重是很合乎情理的，而今天推崇的绘画诗文尚在其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