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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在校的研究生，我正是在这个企业承包制推行后的时期（1989-1990年间）有幸在上海参加了一些关于大中型国企的调研活动。其中一个调研活动是作为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七五”重点研究规划项目的一部分，在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和上海经济学会的组织下展开的，于1989年初夏开始，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这期间我参与了对上海的数家国有大中型企业（如上海牙膏厂、上海刀片厂、上海电钟厂等）的调查。在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90年底出版的研究成果《发展与改革:若干重大经济问题研究》中记录了当时基于这个调查的主报告和分报告。另外，我还参加了对上海国有企业（当时称为国营企业）承包制的调查活动。这个调研活动最后以《上海企业承包制研究》为名结集出版，成为今天我们回顾与评价二十年前的企业承包制经验教训的重要资料。 承包制作为在1987-1992年间国企改革政策中的重要试验内容，今天评价它的历史功过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它为什么会成为那个时期的主流方案，确实是很有意思的问题。翻阅那个时期很多经济学家的言论，似乎多少能看出一些当时最能打动改革者的论点，那就是，承包制最大的优点是它的简单性和可操作性，它是社会成本最小的改革，而且它显然具有固定租约那样的激励增进的直接效应。但我们今天都知道，租赁和承包合约其实仅仅适用于特定的行业企业，它的成功需要非常严格的条件，而承包制显然把这些都给一般化了。 1978年之后，承包责任制在农业生产上相对来说取得了成功，但1987年开始全面推行的承包制在工业企业上的实施和执行却复杂得多，不如农业生产那么简单易行。这里面有很多原因的。比如，对农业生产而言，农户的“积极性”至关重要；而对于工业生产而言，个人的积极性虽然也是重要的，但还有比积极性更重要的东西（如企业家精神，技术、竞争、决策与治理模式，资本结构、创新等）决定着企业的前景。一个哪怕写得再详细的承包合约，也不能取代这些更重要的东西。 错出来的方向 1993年总是被经济学家看成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分水岭，标志性的事件是在这一年的11月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一改之前只说商品经济或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口径，改说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对国企而言，这更像是一个加速而激进的改革新思维的开端。 当然，《决定》对企业的改制还只是阐述了一个基本原则，需要有更具体的操作办法。实际上，中央政府原本希望在1994年就完成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工作，并将此项工作分为酝酿、准备、部署和起步四个阶段。有资料显示，到1994年底，国家体改委向八个省、两个直辖市、一个计划单列市、八个央企主管部门和中国石化总公司下发了《关于国家体改委联系的三十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和一家国家控股公司试点工作的有关通知》，就试点的工作程序做了规定。 在1993年宏观经济发生恶性通货膨胀之后的两年，经过多方面的讨论，特别是经济学家们的争论，终于产生了国企改革的一个新的突破口。1995年9月28日，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国企改革提出了新的思路，即实行“抓大放小”的改革战略。在“抓大”方面，中国显然是模仿了日本的大公司模式。例如1996年，中央政府对一千户重点企业中的三百家明确了所谓的“主办银行”。与“抓大”相比较，“放小”更是驾轻就熟。山东诸城和湖南等地的小企业改革模式为中央提供了制定有关政策的经验参考。1996年，国家体改委和经贸委分别出台了《关于加快国有小企业改革的若干意见》和《关于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意见》，对放开国有小型企业加强了政策上的指导。于是，在地方上，小型国有企业的直接民营化进程正式启动了。 可不幸的是，就在中央政府明确国企改革的新的方向的同时，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基本面却在进一步恶化。有数据显示，1994年在工业三十九个大类中，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发生全行业亏损的为十三个行业，亏损总额为58.58亿元，而到了1997年全行业亏损的行业数增加到二十五个，亏损总额达到258.86亿元。1997年底，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的一万六千八百七十四户大中型工业企业，其中亏损者达六千五百九十九户，亏损额为665.9亿元。另外，由于国企改革导致的下岗职工人数激增，1996至1997年间，总量已经达到一千五百万人，其后直到2000年这一数字一直居高不下。从此，“下岗”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名词，当然也是众所瞩目的社会问题。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对国企的亏损问题发生兴趣的，并在1997年9月取得英国学术院和皇家学会的王宽诚奖学金赴伦敦经济学院的STICERD研究中心开始了对亏损问题的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