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众多学者对少年小说、成长小说的研究不少，但并未对其给出一个明确的、统一的定义。主要的观点有以下几种：
    首先，“成长小说”先于“少年小说”出现。巴赫金在《小说概论》中，对“成长小说”的实质进行了如下的阐述：“在此类小说中，人的成长与历史的形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人的成长是在真实的历史中实现的，与历史时间的必然性、圆满性、它的未来，它的深刻的时空体性质紧紧结合在一起。”此外，德国的哲学家迪尔希则界定出了成长小说的模式：“个体生命中的发展进程被一一检视，每个阶段自有其内在价值，而同时也是进入更高层次发展的基础，在个体成熟和和谐的过程中，那些倾轧和冲突都是必经的成长标志。”
    对于“少年小说”，学者徐静文指出：“‘少年小说’是从‘成长小说’的概念发展而来，在时间上比成长小说晚了一个世纪左右。”也就是说，成长小说可谓少年小说的基础，少年小说又具备成长小说的精髓。少年小说的主题可以是多元的，但须符合少年的阅读心理历程，并且具备明辨善恶、求真求美的特质。
    作为小说的一个子类，少年成长小说的主题是启蒙与成长，不能脱离“真善美”的主旨，否则便失去了儿童文学的意义。少年成长小说的内容，要反映当下社会少年成长中遇到的问题，用文学的表现方式，引导少年如何处理友情、亲情、爱情、甚至面对死亡等各种复杂的情感，让他们在成长的路上感受到温暖、阳光，树立积极向上的良好心态。要想达到这个目标，需要创作者融入少年的生活，走进少年的心里，用他们本身或他们所熟悉的人物做主角创作出精彩故事，让他们从书中人物的行为举止中得到某种启发，与其发生心灵的碰撞，从而产生认同并间接学习到成长中面临的困惑，进行自我调整，激发少年读者的阅读兴趣。
    少年成长小说的主要读者群是少年儿童，我认为作家在创作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其一是要具有文学特质和文学价值。或者说，应当让读者阅读此类作品时体会到“文学之美”。要想达到这一效果，就要求创作者“用最巧妙的手法，写出最动人、最深刻的内容”。曹文轩曾在其作品《红瓦》的序言中，谈到过“美”在其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并认为从古典文学中继承的“求美”特征，是他作品的重要追求。结合孩子的特质，我们应当慎重考虑作品的表现形式，为涉世未深的少年提供最真最美的精神食粮。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之后的首部小说《蜻蜓眼》，不回避历史上的灾难与困苦，用典雅的语言表现出人与人之间最美的情感，其悲悯纯粹、向善向美是给孩子们最好的礼物。
    其二是要让少年读者有同体归属感。根据少年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心理特征，引发共鸣是一种相当有效的增强作品“黏性”的手段。想要达成此点，就要求作者深入少年的生活，了解他们越多，写出的作品就越具备“身临其境”之感，进而引发读者的共鸣。有相当部分少年读者，在阅读一本优秀少年成长小说的过程之中，或多或少会把自己与书中的主人公进行对比，还有的会将自己与之融为一体。显然，这是作者应当追求的效果。张国龙的小说《梧桐街上的梅子》一书，读者很容易从青春期女孩田梅子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这其中的故事，包括好朋友的背叛、同学的嫉妒、亲戚关系的恶化等等，作者用这些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一件件普通的小事，体现出主人公梅子的坚强、勇敢，写出了一个女孩慢慢成熟成长的过程。
    其三是要有相应的文字品质。在成人文学作品中，出于故事情节、人物刻画、主题揭示的需要，有时候会出现一些相对“黑暗”的描写，如污秽的场面、血腥和暴力、粗鲁的语言等。我们在进行少年成长小说的创作时，必须要时刻注意，不能将上述内容写进作品之中。林良在《少年小说的任务》中指出：“一个少年可能读到一本充满着人间爱的书，也可能读到一本充满仇恨的书。他可能读到一个坚强有志气的人说的话，也可能读到一个懦弱可怜虫的话……他可能读到谎言……他进入成人世界里的书的丛林也会面临种种诱惑。那时候，他最需要善良的人做他的导师，使他能够顺利进入真实的社会而又不转变成一个邪恶的人。这个导师，应该是杰出的‘少年小说’。”可以说，儿童文学作家们的担子很重，少年小说对社会的未来有其独特的作用。曹文轩曾多次提到，时下的社会，“文化粗鄙性”已经相当严重，大有泛滥成灾的趋势。在许多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中尤为突出，刻意写脏，写丑，可以说是文坛的“一大奇观”。不难想象，在此类文字的反复熏陶下，读者的审美情趣会有怎样的变化。对于心智尚未成熟的少年读者，危害尤甚。因此，我们不得不再提作家，尤其是儿童文学作家的责任感、使命感，在创作少年成长小说作品时，一定要守好底线、把握边界，多塑造一些高雅的灵魂，而不是在物质的驱使下，背其道而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