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执浩在荆门老家 余怒在岳西县彩虹瀑布 杨黎在成都新二村旧居前 蓝蓝在郑州纬四路旧居前 陈先发在桐城孔镇 作家林东林是三年前来到武汉的，但他对这座城市并不熟悉，甚至一点都不熟悉。 他住在武昌，住在一栋可以眺望长江和黄鹤楼的公寓的第20层。除了散步、酒局、买菜，他很少下楼。 他感受这座城市最多的方式，是从26楼的楼顶远眺。尽管天空和地面之间，是高高低低起伏的城市景象，是和其他地方一样大同小异的人间。 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林东林都在外地，行走、摄影，或者写作。从去年6月，他开始了一个名为“跟着诗人回家”的写作计划，跟随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十几位诗人回家。在半年内，他先后去了十几位诗人的老家——荆州、成都、广安、恩施、黄山、北京、郑州、安庆、桐城、丽江、宜都等。如果在地图上标出这些地点，那就是他的一种版图。 在近10年之前，以特约撰稿人的身份，林东林为《南方人物周刊》做过不少人物专访。对他来说，现在做“跟着诗人回家”也算是一种延续，他最关心的是让苏格拉底感叹的、永恒的“斯芬克斯之谜”一样的人。 诗人，则可能是谜语中的谜语。 去年6月，在录制完诗人余秀华的一档电视节目后，林东林跟着诗人张执浩回了一趟后者的老家，湖北荆门双仙村。 在这座位于251省道旁的小村子，张执浩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期。 林东林在那里见到了张执浩八十多岁的父亲和哥哥一家。他去了张执浩老家的菜园、母亲的墓地、已成为水库的岩子河，还爬了张执浩小时候觉得高不可攀的仙女山。“墓地就在菜园旁边，张执浩在我面前给他母亲磕头、上香。岩子河现在成了一个水库，张执浩小时候常在那里捉鱼。仙女山已被他当年的小伙伴挖去了一大半。他的故乡变了，但还是有迹可循。” 这一趟结伴而行，让林东林找到了张执浩诗歌的一种来路，“不只是他身体的来路，还有情感和语言的来路。”随后，他给张执浩做了一个访谈，写了一篇随笔加对话的3万字长文。之后的一天，他萌生了“跟着诗人回家”的写作计划，写张执浩的文章就成了这个计划的第一部分。 此后，他又陆续邀约了杨黎、臧棣、蓝蓝、余怒、陈先发、雷平阳等六位诗人。 这些诗人都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六十年代的诗人有时空上的某些共性，但他们的诗歌美学差异很大。有些人参与了‘第三代’诗歌运动，已被系统研究过了；没有参与的诗人，我觉得应该梳理出来，呈现出他们自己不同的样貌。而且他们和通过网络成长起来的一代诗人也不一样，他们相当于第三代和网络一代之间的一代，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七位诗人的差异性很大，每个人的家庭、环境和路向都不一样。偏居云南的雷平阳，他的诗歌有很强的云南特征；张执浩身上带着农家气息和江汉平原的自然元素，诗歌跟日常生活和植物树木结合得更紧一点；蓝蓝祖籍河南，出生在山东，五岁以后又在河南生活长大，她的环境和张执浩有相似之处，但诗歌风格却各自相异。 臧棣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干部和知识分子家庭，跟父母去了云南个旧和四川攀枝花，之后又回到北京，读北京二中，又读北京大学，西方阅读对他的影响很大；杨黎出生在成都，从小就有“造反”意识，在革命和运动消退之后，他的“革命意识”另外萌发，成为第三代诗人的主将；陈先发成长在桐城孔镇，这座文脉渊源的古镇给他带来了传统和现实的双重观照。 诗人余怒，则是一个诗人“革命家”。在一个被陈辞包围的传统国度里，他要另外花开一枝，反传统，反逻辑，反陈词滥调，寻找语言自身的价值和意义。 “这样的写作，批评家做不了，即使做也过于理论化；而记者也做不了，太表面化。”林东林说，他的这个非虚构作品，是想呈现自己视角里的诗人，诗人要大于诗歌。 “虽然荣格讲过‘诗歌要大于诗人’，但是我不太同意。诗歌只是诗人成为诗人的支点，即使不写诗歌，他也一样会用诗人的眼光去写小说，去写散文，或者根本就不写，只是为人处世、寻常生活。” 这七位诗人，他们有的从事着跟文字相关的工作，比如张执浩、蓝蓝和雷平阳都是专业作家；臧棣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诗歌评论家；陈先发是新华社安徽分社的负责人；杨黎曾经的很多工作也跟文字有关，譬如广告、出版、影视、写作；而有的诗人，其工作则跟文字丝毫没有关系，譬如余怒，他是三家水电站的管理者。 “每个诗人都有特别的地方，无论作为诗人，还是作为人。”在林东林看来，诗歌是诗人的生命身份，在自我认同上，他们都把诗人放在第一位。“其实，诗人就在人群之中，每个人都有诗性的时刻，只不过没写诗而已。你见花落泪、望月长叹，也都是一种诗性感受，那本身也是诗性的一部分，只是你没用文字表达出来，没有写成一种叫诗的东西而已。” 林东林不愿意做那种相隔万里的访谈，他觉得那会过滤掉细节、背景和对方真实直接的反应。“我做采访都是只有两个人在场，有第三个人都不行，那会让对方产生连他自己都未必能意识到的表演性；我所访问的每一位诗人，当然，我也不能保证他们说的就一定真实，但如果足够细心，你也能发现某种反向的真实！” 在故乡，每位诗人都会流露出不一样的情感和记忆，这是林东林写这本书的动机之一。“我跟余怒一起到安庆的余湾村，他没在那里生活过，那是他爷爷的故乡。我们去爬大龙山，余怒指着山坡说那是他爷爷奶奶的坟，他说‘我以后也会葬在这里’，这也是认同故乡的一种方式。” 如今，虽然七位诗人已经不在故乡生活，但还是能看出来他们对故乡有一种认同，那是对情感、对记忆、对血脉的一种认同，或者是以反抗的方式表达认同。“我觉得他们回到的不全是地理和记忆上的故乡，也是回到跟现在相关的某种来历，回到不诗而诗的诗性状态。” 说起跟着诗人蓝蓝回家，林东林讲到一件有趣的事情。去年8月，蓝蓝要去河南睢县参加苏金伞的诗歌研讨会。“我一听，睢县就是我老家，所以就跟她约定了在那见面。”林东林在北京采访完臧棣，就跟着蓝蓝到了郑州，一起去看了她的旧居。“我本来想回别人的家乡，诗歌却把我送到了自己的家乡，这有一种因缘际会的宿命感。” 作为一个80后，林东林出生在河南的一个传统大家庭，外公和祖父都是旧时代的地主和乡间读书人。可能跟家庭有关系，他的忘年交特别多，他喜欢听老人讲一些跟他相隔较远的东西。“地理能造成一种时间的滞后性，八十年代的河南农村跟很多地方比，可能要更传统，更落后。所以我精神上更偏向于70后、60后，跟他们聊天几乎没有代沟。” 事实上，无论故乡怎么样，无论好还是坏，无论变了还是没变，都回不去了。就像张执浩说的，“回去了又能干什么？”即使人回去了，原来的状态也回不去了。所以最好的方式是面对和平视，没必要为此怀旧，把那个年代、那个地方浪漫化，非要回去不可，而回去也是不现实的。 雷平阳的老家，云南昭通欧家营两条大河的交汇处已脏臭难闻，他也不愿意回去，地理上跟原来不一样了，人跟人之间也不一样了。“所以在文字中、在诗歌里，一样可以保存原来的记忆，不是回去的地方就叫故乡，文字城堡里的东西可能更接近于故乡。”林东林说。 “每个人都有怀旧的一面，我明知道应该面对这种变迁，但在情感上也一样会向往回去。”林东林回忆说，“小时候我骑在羊身上，骑在狗身上。读初三那年，我的娱乐方式就是和家里刚出生的小牛犊顶角，它力气很大，经常顶得我人仰马翻。而我家原来的院子里还有很多核桃树、柿子树、枣树、梨树，每年到了春风一度的时候，就像雪花飘满院子。事实上，那座已成废园的宅子早已片瓦不存，并无别异之处，但我总觉得那里有东西在，隐隐的有一股气。” 从林东林家里出来，他带我来到26楼楼顶。暮色中的这座城市，在市井的喧嚣之上有一种被夕阳加持的神圣感在降临。 “虽然埋着头生活的绝大多数人都不会看诗，更不会看《跟着诗人回家》，还有人说我是为他人做嫁衣，不如写自己的东西有价值，但价值是什么呢？一首诗，一本小说，如果你不看它，大家都不看它，那它也没有价值，价值是自己赋予的！”他说。 在我们对面，是一江之隔的汉阳，水面辽阔而苍茫，零星的灯火已经摇曳。这景象，或许也就像我们和诗歌之间，虽然偶尔也会看到灯火，但大部分时候我们是被灯火淹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