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初直到当前，伊朗女性一直在为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努力奋争。这种奋争在不同的时代又有不同的表现，伊朗女性小说的写作可以说是与之相伴随，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走在了伊朗妇女社会现状的前列。
    西敏·达内希瓦尔（1921—2012），伊朗20世纪最杰出的女作家，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西敏从小就读于设拉子当地的英国学校，接受的是西式教育，成绩优异，毕业终考摘得全伊朗状元，进入德黑兰大学学习，并最终获得德黑兰大学波斯文学博士学位。1948年初，西敏·达内希瓦尔的短篇小说集《熄灭的火焰》出版，这是伊朗现代第一位女性作家出版自己的小说集，标志了伊朗女性小说写作的崛起。
    1961年，西敏·达内希瓦尔第二本小说集《天堂般的城市》出版，赢得广泛赞誉，其中短篇小说《天堂般的城市》是伊朗现代小说的经典篇章。在该小说中，作家以细腻的笔触、简洁流畅的语言描写了黑人女仆梅赫朗基兹凄婉的一生，整个故事可谓希望与绝望的交响曲。真正奠定西敏·达内希瓦尔在伊朗文坛崇高地位的是其196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萨巫颂》，该小说被誉为伊朗现代小说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小说以1941年盟军为开辟一条从波斯湾到苏联的运输通道而出兵占领伊朗为时代背景，描写了一位逆来顺受的普通伊朗女性扎丽的觉醒过程，以扎丽的丈夫优素福宁折不弯的精神和行动为衬托，反映了伊朗因盟军的占领而引发的民族冲突和社会矛盾。小说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与伊朗的民族尊严之间的对立冲突纠结糅合在一起，显示出作者前所未有的思想深度和力度，反映出作者内心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对救国救民之路的主动探索。这种关注与探索，纠结着深深的彷徨与迷惘，成为西敏·达内希瓦尔作品的主旋律。
    1993年，著名的“彷徨三部曲”第一部《彷徨之岛》问世，引起巨大反响。2001年，“彷徨三部曲”第二部《彷徨的赶驼人》出版。之后，西敏·达内希瓦尔以耄耋高龄埋头于“彷徨三部曲”第三部《彷徨之山》的创作，直至去世。西敏·达内希瓦尔的《萨巫颂》与“彷徨三部曲”即是旨在对伊朗知识分子阶层从1941年以来的三次寻路历程进行反思。《萨巫颂》是“寻路”的序曲，在各种政治力量的较量中，男主人公优素福认为主张社会主义的革命者们“至少给人们提供了一种重要经验的可能性”。《彷徨之岛》以年轻女画家哈斯提与主张社会主义救国的革命者莫拉德和主张传统宗教文化救国的青年萨里姆之间的情感纠葛为主线，对伊朗社会主义运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小说以莫拉德带着对哈斯提和萨里姆的真诚祝福踏上继续革命之路而结束。《彷徨的赶驼人》讲的是莫拉德牺牲了，萨里姆也未能与哈斯提终成眷属，而是娶了另一个他并不喜欢的女子，主张传统宗教文化救国的萨里姆处在新的彷徨迷惘中。在西敏·达内希瓦尔看来，伊朗的知识分子一直处在彷徨迷惘中。但是，西敏·达内希瓦尔并未对任何一种道路选择本身进行是非曲直价值上的评判，而是着眼于彷徨迷惘的寻路历程中寻路者们的精神魅力，令读者可歌可泣，可叹可感，可思可想。无疑，这正是西敏·达内希瓦尔的深刻之处，也是其睿智之处。
    西敏·达内希瓦尔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以女性作为故事主人公（当然故事中也有男主角），但是其作品中的女性，一是传统女性，完全生活在男权制的樊篱，比如《天堂般的城市》中的数位女性，根本没有女性的自主意识；二是知识女性，比如《萨巫颂》中的扎丽，受过良好的教育，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但依然生活在男权制的樊篱中，以相夫教子作为自己的生活目的。但是，因为是知识女性，又对女性的自我价值有所意识，当她看到水工在庄园里用脚不停地蹬水车时，反思：“我的整个生活也就是这样度过的。每天，我都坐在水井车后面，蹬着生活的水车，把水浇在花丛的根部……”同样，在《彷徨之岛》最后，经历了政治斗争与爱情挫折的知识女性哈斯提梦见自己被“囚禁在七重枷锁的房间内，禁锢在牢笼的最底层”。然而，作者将女性价值的自我实现体现在投身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运动中。《萨巫颂》最后，扎丽改变了过去的那种逆来顺受的懦弱，投身于与军警的对立冲突中，焕发出一种抗争精神。对女性自我价值的这种高大上的认知，在“彷徨三部曲”中更加显著，这无疑与西敏·达内希瓦尔自己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当然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可歌可泣，这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中个体的人的道德情怀，无关乎男女性别，因而不是对女性自身价值的关注。因为，女性自我价值是一个性别范畴，而国家民族命运是一个政治范畴。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西敏·达内希瓦尔的小说缺少对女性自我价值的关注。
    噶扎勒·阿里扎德（1948—1996）的成名正好是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前后时期，因此成为伊朗现当代女性小说承前启后的一位代表性作家。革命时期的特定氛围使其作品富含宗教情感质素。其小说集《无法逾越的旅行》（1977）中的同名小说描写一群浪漫主义者为了抵达一个崭新而奇异的环境而踏上陌生的旅途，在绝望的激动不安中寻找心中的神圣城市。旅途结束时，他们并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只好开始一段无法逾越的旅行，前往另一个世界。故事没有明确的时间地点，但从中不难读出对革命的好奇、向往与疑惑。伊斯兰革命之后，噶扎勒·阿里扎德出版了其代表作《两道风景》（1984），小说从神秘主义的视角揭示了投身于伊斯兰革命中的人的心理动机。主人公麦赫迪·奥特非从小到大生活在偏远小城镇，当他进入大城市上大学，依然是战战兢兢，谨小慎微。爱情给他的精神带来了奇妙的改变，他与塔丽埃相爱结婚。新娘却在新婚之夜讲述她以往的爱情，一个名叫巴赫曼的小伙子，此刻已移居欧洲某城市。妻子在生活中处处以巴赫曼的标准来要求奥特非，使奥特非一直处在巴赫曼完美形象的阴影中，感到十分地无助。随着女儿玛利亚的出世，妻子的心稍稍从梦想中回归于现实。在令人精疲力尽的生活挣扎中，奥特非苦苦寻求精神力量的支撑，为此耗尽青春岁月。一天，奥特非在朋友的办公室里遇见一个名叫塔瓦索利的人，他给奥特非讲述自己过去的往事。奥特非发现，眼前的这个酒鬼男人就是巴赫曼。奥特非心中关于巴赫曼的美好形象轰然坍塌。女儿玛利亚因参与政治活动被捕，之后屈节背叛，奥特非的精神世界再次坍塌。这时，伊斯兰革命的洪流滚滚而来，又老又病的奥特菲在虚度一生光阴之后，决定投身革命，他与年轻人一道参加游行示威，呼喊口号，感到他又重新焕发了生机。这是一部契合伊斯兰革命主旋律的小说，但作者的高明在于没有将之写成一部政治意识形态的小说，而是与伊朗传统的神秘主义文化密切结合，以伊朗的传统文化底蕴衬托主人公的精神探索，参与革命就如同一种神秘主义的体验，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精神面貌，让人重新焕发出活力。
    西敏·达内西瓦尔接受的是西式教育，可以说是伊朗20世纪妇女解放运动与西方接触的第一批受益者；噶扎勒·阿里扎德受过系统化的高等教育，可以说是伊朗巴列维王朝倡导妇女解放以来的直接受益者。良好的教育使她们的小说写作一开始就表现了良好的文学修养和语言造诣，但或许正是她们所受的教育使她们更加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将个人命运与家国政治密切关联，而不是关注女性的自我价值。倘若说在西敏·达内西瓦尔的小说中尚能见到些许女性朦胧的自我意识，那么噶扎勒·阿里扎德基本上是从伊朗男性文化人的价值认识体系去看待事物，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观念完全是男性化的，并且显得极其成熟，仿佛是一位传统的智慧长者在对人们进行谆谆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