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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形成的央企格局，当属这个试错式改革的“遗产”。我们该怎么评价它？其命运将来到底如何？但有一点也许是肯定的，三十年之后，这场国企改革终于卸下了背在政府肩上的沉重负担，而替代它的是整个社会的理解和无数创业家的面孔。这无疑就是一场“光荣革命”。 张军 日本经济史学家、中国经济学家朱绍文先生在东京大学的昔日同窗小宫龙太郎先生曾经在1985年说过一句后来在中国非常流行的话:“在中国不存在企业，几乎完全不存在。”二十多年前，这句话让小宫的名字响彻中国大地。 在今天，除了一百五十多家所谓“中央企业”那显赫的规模、地位和在国际上备受关注的投资行为之外，上百万家传统型国有企业大都退出了历史舞台。曾经一再作为中国经济改革重中之重的国企改革，三十年来终于走完了复杂和耗时的脱胎换骨的道路。 今天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定义这样的改革，也难以用最简单的方式去评价它。什么是它取得成功或者遭遇失败的标准？这些问题今天我们仍然不容易回答。但有一点也许是肯定的，三十年之后，这场企业改革终于卸下了背在政府肩上的沉重负担，而替代它的是整个社会的理解和无数创业家的面孔。这无疑就是一场“光荣革命”。尤其是，这场改革是从一个错的起点上开始的并被接连不断的试验所延续。无疑，这就是一场“错了再试”（trial and error）的革命。 “试错”的开始 在1976年“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之后，国企正处于人心涣散和管理混乱的局面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国企生产是不正常的，国营工业企业每百元工业产值提供的利润比历史最高水平低三分之一；独立核算的国营工业企业亏损面达到24.3%，亏损额达37.5亿元。根据当时大多数计划派经济学家和领导人的认识，这些问题都是企业管理落后造成的。于是，国家计委和经委决定派团出访国外，虚心学习国外企业管理的经验。 据当时国家计委的经济学家房维中先生回忆，1978年6月30日，时任党主席的华国锋在听取谷牧副总理访问欧洲五国汇报后说:“外国企业管理确实有些好经验值得借鉴。”1978年10月底，国家经委又组团访问了日本，回国后考察团的主要成员袁宝华、邓力群、马洪、孙尚清向李先念副总理汇报。经委的赴日考察团向国务院提交了《日本工业企业管理考察报告》。据说，这份报告经余秋里和康世恩的批示印发下去，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前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综合规划局局长、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研究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教授在2004年9月20日出席“国企产权改革与社会公正”沙龙时，也曾回忆过早期的这段关于反思企业管理的经历。他说:“1979年，中央还专门组织一百多人的一个调查小组，总结过去改革的经验，当时计委、经委必须都是老一点的同志参加。从调查的结果得出一个结论，现在看是一个很大的进展:国企的问题看来不在原来说的中央管得过多，还是地方管得过多；中央管或地方管都只是一种行政的管理，如果要解决企业的问题，搞活企业，必须适当的建立自主权。” 可是，就在1978年10月，四川却早已率先选择六家地方国营工业企业开始“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了。这六家试点企业分别是:宁江机床厂、重庆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四川化工厂、新都氮肥厂和南充丝绸厂。试点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在年终完成计划指标之外，一是允许企业提留少量利润，二是给职工发放少量奖金。以今天的眼光看来，这一改革的分量实在微不足道，但在当时无疑是一次“破冰之旅”。 1979年初，四川省委批转了省经委党组《关于扩大企业权力，加快生产建设步伐的试点意见》，批准对四川化工厂等一百户企业进行更大范围的扩大自主权试点。四川大型国企改革试点的成功为中央政府开启全局国企改革的决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1979年5月25日，国家经委、财政部、外贸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物资总局、国家劳动总局六部门联合发出通知，确定在首都钢铁公司、北京内燃机总厂、北京清河毛纺厂、天津自行车厂、天津动力机厂、上海汽轮机厂、上海柴油机厂、上海彭浦机器厂等八家企业进行企业扩权的试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