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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7月9日到13日，在成都还召开过全国工交会议。康世恩主持会议，财政部长吴波专程到会听取意见。成都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被认为是最后认同了“五个重要的文件”，即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开征固定资产税、提高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等。这五个文件已经在4月中央工作会议原则通过，后又在6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征求过意见。成都会议后，国务院最后于13日发布了《关于扩大国营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这五个文件。这些文件的基本精神是，要根据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具体情况，实行不同的利润留成比例。企业用利润留成建立生产发展基金、集体福利基金和职工奖励基金。 我看到的资料显示，成都的工交会议上曾产生过激烈的争论。争论是在财政部与希望进行扩权试点的地方政府之间发生的。当然最后还是那些认为对扩权不损坏财政收入的试点经验占了上风，这使得国务院的那五个扩权文件真正得到了认同。于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要媒体开始对四川、云南等地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的成效进行集中报道和宣传，让试点得以推广。1979年底，试点企业终于扩大到了四千两百个。当然，这个时期，经济学家也有支持这项改革的。最著名的倡导者可能就是曾担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蒋一苇教授了，他提出了著名的“企业本位论”。 1980年9月2日，国务院批转了国家经委《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要求从1981年起，把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工作在国有工业企业中全面推广。1981年12月26日，财政部、国家经委发布了《关于国营工交企业实行利润留成和盈亏包干办法的若干规定》，提出了利润留成和“包干的”主要形式。之后，国企普遍实行了利润包干。 以最初确定的改善企业管理者和职工的积极性的目标来评价，扩大国企自主权的改革实验无疑是成功的。但是，改革者很快就发现，这样的改革导致了一个事先没有充分想清楚的问题，那就是国企变得越来越追求投资的扩张。我清楚地记得，对这个问题的经典描述和分析很快在几年以后被介绍到中国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Janos Kornai）的《短缺经济学》（Economics of Shortage）中找到。根据科尔内的分析，国企出现投资扩张的冲动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它们面临的财务约束依旧是“软的”。 正因为这样，政府将基建拨款改为银行贷款（也就是著名的“拨改贷”改革）的实验就开始了。根据这个方案，自1985年2月1日起，包括国企的新增流动资金、国企和事业单位在内的所有国有单位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全部改为了银行的贷款。这个决定在后来的很长时期里未必真正改变了国企面临的预算约束的性质，但却从此把国有银行与企业捆绑在了一起，演化成几乎二十年后才终于厘清和削弱的“银企关系”和中国企业居高不下的负债率。 扩大国企自主权的改革很快就显现出来的另一个问题是企业与政府之间在收入分配上的利益冲突问题。尽管试点扩大到了更多的企业和部门，但是向企业扩权给国家财政收入上带来的压力还是很快暴露出来了。例如，《中国统计年鉴（1993）》的数据显示，国企提供的财政收入逐年下降，由1978年的973.65亿元，下降到1979年的923.62亿元，到1980年下降为889.58亿元。在1978年到1985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和居民储蓄之间的分配格局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国家控制的财政收入相对于民间储蓄也在不断下降中。1978年的时候，居民储蓄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只有18%，而到了1985年，这个占比已经上升到了86%。 在这里我特别要指出的一个与国民收入分配相关联的问题是，国企利用信息上的优势不断扩大了自己的收入份额，并把大量的盈利转化成了工资奖金的分配。中国的经济学家把这个现象叫做“工资侵蚀利润”。这一时期，不仅国家的财政开始出现了赤字，而且工资收入的增长很快推动了社会零售物价的上涨，使经济在改革开放后首次面临了显性的通货膨胀的威胁，这个由于国企工资收入超常增长引发通货膨胀的现象在1993年之前一直伴随着中国的改革进程，它俨然成了一个与向地方政府的分权和国企的微观行为不得不联系起来的特定的宏观现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