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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讲，德国的历史进程奠定了西方文明的根基。但奇怪的是，这个不仅在文化上属于西方而且缔造了西方的国家后来却没有采纳启蒙运动的政治成果，反而在反西方的道路上一路绝尘。 温克勒将其归结为旧式精英的阻挠和普鲁士邦君对信仰权力的重新掌控。由于路德的宗教改革，各教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斗，在普鲁士建国之初，来自霍亨索伦家族的统治者皈依了路德宗新教，于是邻国由于信奉新教而遭到驱逐的教徒纷纷移居普鲁士，使普鲁士成为一个移民国家。普鲁士的臣民不但在政权上接受了邦君的主宰，还仰仗其作为新教信仰的保护者，这其实是一次历史的回潮，已经分离的世俗权力和信仰的权力再次统一起来，普鲁士统治者的地位就得到了强化。普鲁士王国建立了“开明的”专制主义的传统，通过一支常备军和一个有效的税收系统将权力集中到国王手中，市民阶层和资产阶级是依附在国王的羽翼下成长的。19世纪初期，普鲁士进行著名的“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这是一场成功的改革，虽然只在普鲁士的国土上进行，但具有全德的意义。这场针对普鲁士落后腐败根源的旨在改变社会性质的深刻改革，来自国王和上层阶级的推动，于是有教养的中产阶级把这次改革作为一个标志铭记下来，即来自上层、来自君主的进步要优于来自下层、来自大众的进步。这个意识在接下来的历史发展中保持了连续性，部分导致了1848年革命的失败，也可以部分解释魏玛共和国期间有教养的中产阶级的精神状态:他们视希特勒为德国传统的保护者而选择了支持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动则是旧精英为了保全自己的统治地位的一次挣扎，俾斯麦给了德国男性普选权，这在当时是非常进步的制度，却遭遇了所谓“错时的民主化”的尴尬，政府不对普选产生的帝国议会负责，而是对皇帝负责。一战前，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占有越来越多的席位，这让保守的精英阶层倍感紧张，他们不希望政府被置于议会的制约之下，而希望强化政府与皇帝的联系，发动一战部分是保守派为了遏制国内民主派的兴起，维持前民主体制而做出的选择。温克勒致力于从这一独特的德国道路中寻找德国热爱自由、民主的传统，如德国国旗上的黑、红、黄三色是19世纪早期在反抗拿破仑战争中学生运动的标志，黑和红是1832年为争取德国的自由和统一的民主派联盟汉巴哈大会的标志。 德国人独特的、背离启蒙思想的历史哲学也是不可忽视的。德裔美国学者格奥尔格·伊格尔斯概括道:“现代没有几个国家的职业历史学家曾经像19世纪和20世纪的德国历史学家那样在自己的研究中有意识地受一种历史观的引导。”这种被称为“历史主义”的历史观的要旨在于对启蒙运动形成的理性和人权的观念的拒斥，它拒绝规范化的概念，拒绝启蒙运动提出的普世价值，认为政治制度是不可移植的，德国不需要向其他国家学习。它反对自由主义功利色彩的国家观，即认为国家是为联合起来的人民谋求利益和福祉的工具，它认为历史是个有意义的过程，而国家本身就是目的，现存的权威体制代表着道德力量，社会的伦理体系奠基在权力之上。这种历史观念有着鲜明的反民主的特色，支配了几代德国精英的头脑，他们将德国文化和西方文明视为完全对立的传统，并据此为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角色辩护，并且使二战前德国以民主的手段取消民主成为可能。直到二战后，这种历史观才被克服，用温克勒的话说，这是西方的概念第一次在德国获得正面的含义。哈贝马斯则在1986年参与德国历史学家辩论的时候这样总结过:“对西方政治文化的无条件开放，是战后时代的智识上的成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可以引以为豪的。” 二战后，传统的历史观终于在德国寿终正寝，但历史学家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必须为纳粹政权如何成为可能提供合理的解释。一些保守的历史学家认为，纳粹集权和大屠杀并非德国特有的现象，与斯大林主义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一样，同属现代大众社会的现象，这与民主德国的共产主义历史学家将纳粹视为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物、是一种国际现象有相近之处。还有些纳粹时代之后出生的历史学家以另一种方式重拾“独特道路论”，认为德国走过了一条不同于其他西方工业化国家的道路，他们从结果开始，以否定的眼光重新审视整个德国历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