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吴言，本名李毓玲。计算机工程师，金融从业者。山西文学院第四届签约作家，山西作协首届签约评论家。近年撰写散文化文学评论。主要作品有《向五十年代致敬》《同宇宙重新建立连接——刘慈欣综论》等。著有文学评论集《灵魂的相遇》。
    关于山西女性写作状况的对话（吴言对话葛水平）
    吴言：山西近年来女性文学创作可谓风生水起，呈现出一种群体效应，各个代际都涌现出了领军人物，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这一状况的形成是一种偶然现象，还是有其必然性？您认为其产生的基础是什么？
    葛水平：山西女性写作是一个话题，这个话题犹如女性本身，实际上，在精神上，她们让山西文学界活色生香。山西是一个内陆省份，在文化上相对保守，凡是涉及女性话题的，大都是女性固守传统的美德，女性是寂寞的，表现在社会中的写作总有一种情绪藏在里面。无论愤怒，谴责，抑或乐观，乃至缠绵热烈，占据了主导地位的文字，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女作家的出现是一种鲜活的潜流，也是叛逆的，在许多板起的面孔下，一心一意严肃着自己的写作，同时又抗争着自己内心深处的热烈，她们知道抱怨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所以努力。这是一个必然性的发展趋势，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深重之中，女作家代表着大多数女性，她们就想透透气，寻找自己活着的那个精神支点。对于写作，我有些时候想，其实没有那么多的目的性，纯粹就是为了寻找一个精神出口。因为写作划分各种界线总是令人不快的。一定要把写作严肃成为一个女性话题，并寻找一个领军人物，在这一点上，我以为蒋韵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她的写作应该成为我们山西所有女作家写作的一个模范。她一直坚持着自己，低调而唯美，有些时候我甚至想，真正能够代表山西女作家走往全国的，只有她一个。
    吴言：把山西女性写作放在山西整体文学创作的版图中，您认为是一种什么样的定位？放在全国女性写作的范畴内，又是一种什么状况？王安忆说过女性特别适合文学，所以她们完全可以比男性作家写得好，至少她认为在文学上实际女性也是有性别优势的，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葛水平：我认为山西女作家就是山西的，她们代表了山西女性写作者。在山西地域内，女性写作是一个大部队，不然也不会有山西女作家协会。我一直不喜欢把女性定位在一个全国性的大盘子里去排名次，只有真正的写作者才能明白，一个人的挣扎来自于自己的故乡，一个人向命运投降也一定是来自于自己的故乡。只有站立在本土，才会有一个极高起点，没有生活的写作，制造了对文字的生活，那是永远也找不到感情寄托苦恼的。女性和写作过去显然有一种十分复杂的关系，对这一现象女性是有很深的感情，也有创造性的重新利用；而在另一方面，也需要打破缺乏生命力的老生常谈。文学越来越小众化，文坛化，越来越寻求小圈子的点赞，似乎被大城市的批评家肯定，哪怕一句话，就觉得自己是站在全国的地位，喜欢和“被肯定”联系在一起。我知道的国外很多教汉语的老师都把中国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当成是“代表中国文化的东西”进行教授，而不是代表了中国的排名作家。山西女作家放在山西才是最重要的，把在全国的位置扔掉或者给予出去，就会拥有自己的高度。
    我赞同王安忆的观点。女性在生活和家庭中承担了太多内容，她们的写作多么不容易出产，其实，就是在社会阶层中，文学界的经济奖赏与名誉分配的结构也存在着不公平。但是，因为是使用同一种语言写作，读者至少还可以作出自己的选择。他们喜欢女性的文字，读者在女性写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一直想像阅读文字是没有功利的，只有小圈圈的文字是功利的。用性别写作来定义文学创作会碰到很多问题，我想像不出来文学如果没有女性写作者介入，文学真会让人不安。
    吴言：山西的文学传统是比较深厚的，在山西女性写作中，有无地缘优势可以利用？乡土题材是山西的传统优势，在当今城市化进程中，却面临式微与伤势。您对山西女性写作题材、手法选择等方面有什么建议？山西女性写作该如何发力，才能整体更加蓬勃？
    葛水平：我前面说过了，山西是一个文化大省，任何事情加了“大”字，就有可能反向发展。文化是山西的优势，是从前，其实，很多写作都停留在从前，钟情历史是写作者犯下的病。山西历史上有那么多故事，最朴素的故事中有自己先祖的生命密码。一个写作者唯一可以用来对付时间的工具，是记忆。不过，当下的山西记忆主要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记忆中的故事已经十分遥远，和写作者的命运关联也已日渐依稀，土地的记忆已经泛化为大地，传统更多地升华为一种精神和感情的彼岸，对应着现代城市生活的各种弊端，写作者给已经进入历史记忆的传统赋予了各种幻觉幻影，现实的传统乡村被美化后，对日益浮躁的现代社会已经起不到清凉油和平衡器的作用了。对于山西文化深层次的解读，乡土题材是山西写作者的优势，前辈作家中没有一位不是建立在此基础上。但是，是在现代都市意识和都市情怀重新诠释传统乡村，还是坚守传统的人为关怀写作，这都是需要写作者探索的。
    有一段时间，我的写作也想往城市题材上靠，我是不熟悉城市的，不知道城市的胃口，用乡下人的眼光往城市靠，我是失败的。我发现，我的这种写作无奈是起念了，想超越他人的写作冲动和欲望，超而不得所诱发的心理失衡。无视了自己的乡土，对写作的“热闹”与“焦虑”的认知，实是蕴含着欲望的亢奋、应对挑战的紧张与急躁，以及难以承受挫折的焦虑等多元情绪。如此复杂的心理情感和情绪波动是很容易诱发侥幸心理与浮躁感的，也会游离自己原有的写作库藏。写作者永远无法迎合更多读者群的胃口，我们只是自己在梳理自己的情感羽毛，整理着一份算不上丰厚的文学故事，而故事中的人事一定是自己熟知的。只有独特的文化风貌入了文字，才会让读者读到耳目一新的文字。
    实际上，任何一种文学样式都是与其所在地区的文化生态密切相关。对于山西这样一个具有过于浓厚文化传统的省份，任何写作者想要抛弃传统事实上都是很难的。传统走到今天，回过头去看。每一次大力抛弃的结果是传统中像样的东西没有了，但那些最不好的东西却留了下来，在人们的日常行为举止中不时显现，或者以某种先进和时髦的形式再现，当人们得意于其时髦和先进时，却偏偏露出了恶俗的尾巴，令这个时代当众出乖露丑。原本对地缘和血缘极度依赖的写作者，如果也想着放弃，恐怕在当下要找到自己也是很难了。在我们的作家还没有变成欧美作家之前，拥有自己的传统文脉写作是有幸的。
    不必发力，坚持宁静而心静的写作就是成绩，过于热闹会把时间和读者的胃口弄坏。
    无言：中国的女作家整体似乎有一个共识，均规避强调性别立场，鲜有女作家会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而与此相反的是，从“五四”开始，中国女作家的作品在无意或有意中，都触碰和探索到了女性主义的核心思想。她们的作品所表现与挖掘的女性主义思想，远比中国两性关系所呈现的要丰富和深刻得多，对中国社会也产生了或长期渗透、或旋风刮过、或涤荡观念的影响。您觉得这种现象是否存在？女作家有无必要强调自己的性别立场？
    葛水平：女权就是女人的权利，女人有权利承认自己是女人有什么不好？社会对女性不公平，凡是一股劲想抬高女性社会地位的，都是在心里不怎么尊重女性。这是中国自封建社会以来留下的文化遗产之一。因此，西风东渐之后，先觉的女性作家率先接受西方女性文学思想就是想象之中的事情。比如丁玲、卢隐和我们山西的石评梅等。但是，进入共和国之后，一体化的文学思想使当代文学失去了性别意识，也失去了性别文学。80年代，文学界再次沐浴了欧风美雨，特别是伍尔夫、波伏娃等西方女性思想家的著作进入中国之后，一批研究女性文学学者的引进、介绍，女性文学再次兴起。林白、陈染等的作品曾风靡一时。当然，在中国，女性文学或女性主义等，也只是话语实践而已。女性无论在社会还是在家庭，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女性文学之所以消歇起伏、时隐时现，重要的是中国两性共同面临的问题，要远远大于女性的性别问题。因此，女性性别问题并不存在解决的优先权。比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就业问题等，是两性共同面临的问题。对这些具有共性问题关注的文学，已经成为常态。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认为女性作家没有必要强调自己的性别立场。其实，你举手投足、一招一式，肯定就是女性。只要写出好作品，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自己的性别立场呢？
    无言：目前女生的学业优势不断扩展和延伸，几乎在所有学科领域、在各级教育水平上的学业表现都赶上或超过了男生，所以有人建议推行“错龄入学”，有人甚至建议高考提高女生录取分数线，压制女生和保护男生的意图十分明显。在近年来的职场招聘考试，限制女生已成潜规则。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6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国在全世界144个国家中排名第99位。这已经是继2008年之后，中国在该报告排行榜上的连续第8年下降。就是说，中国近三十年来因市场经济、计划生育等政策的影响，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但就业歧视日渐严重，两性平等关系逐年下滑。作为女作家，您对中国女性目前的生存状况是怎么看的？中国女性该如何改善和提升整体社会地位？
    葛水平：男人的弱点在于以自然界的主宰自居，要改造一切，其实，当他们藐视他之外的一切时，他们也就消灭了自己。我对你说的那些世界性的问题没有关注，也许我这样的年龄对男女性别已经麻木，对尊重和不尊重已经司空见惯，虽然太阳下面无新事，似乎这样的嚷嚷也已经延续了好多年，依旧没有多大改观。但决没有哪个社会——它的人事，追求，道德规范，风俗习惯，是亘古如斯的。我最怕说女人如何解放，男人如何给女人权力，这样概括的说法是含糊的，女人的性别是无法改变的，尤其是从社会的视角讲述故事，那些故事无不激发和启动于人类的想像，人生是一次永远达不到目标的朝圣历程，然而，当一个人成为某种想像的俘虏，这种想像也就变成了她的现实。我很享受我是女人的样子，我只管把我的样子修好，我改变不了我的出生背景，那些是与我无关的。我关心的女性不是她们的容貌，也不是她们的性别，我只关心她们的德行。
    现在的社会是一个感情的全面商品化时代，从五四运动这样的社会批判到一个商业化权力全面瓦解社会的转化过程中，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不是没有从启蒙的角度抨击女性的堕落，但是，这种道德谴责实在太无力、太滑稽了，因为他们眼里的世界是倒置的。男女是有等级的。女性写作者在书寓里写作，自视清高，而真正走入民间，就会发现一个女人在男权的社会中想要活下去是艰难的，是需要理解的。如果我们一定要拔高她的生存处境，我想说的是，我们是有罪的，因为，写作是为了煽情，没有人愿意看到生活本来的样子，会煽情的人都是有罪的。人类灵魂被吞噬不是因为饥饿，而是因为欲望的泛滥。这样的时代，没有人会想到用尊严来改善和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尊严在一定的社会价值观面前已经丧失了尊严。我看电影《巧克力情人》，主厨蒂塔做了一道菜叫做“玫瑰汁鹌鹑”，食物进入每个人的身体都有不同的反应，喜欢这道菜的人问蒂塔怎么可以做出这么多美味的菜肴？她的回答是“关键在于制作的时候，要放进更多的爱”。如果说女性的地位逐年下滑已经成为一个问题，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社会缺少爱，我们的男权社会缺少爱，缺少爱的土地上什么样的生命之花都在盛开，在最肥沃的地方给她贫瘠，尊严是有罪的。如果这个社会男人还不能够明白自己的问题所在，女人的任何抗争结果都是往坏的方向走。女人做好女人，把尊严扔给男人，让温润的文采衬得起这个时代的笔痕墨影，女性更见情味和世味，女性立足社会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