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法家的开山鼻祖。荀子教育观取决于他的哲学观，他的哲学观体现在他的性恶观。
孔子之前，人性的善恶并未成为人们讨论的论题，孟子、荀子之后，性善性恶才成为纷争的焦点。孔子不谈性之善恶，只是说“性相近，习相远”；孟子直言“人性善”“人皆可以为尧舜”；而荀子则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不过荀子的性恶观是针对孟子性善观而言的。
后天教育使人“去恶向善”
“伪”者，人为也。人的本性是恶的，之所以能成为善，是因为人为即后天教育。性善，不过是人后天人为努力而来的。所以荀子强调后天教育的重要性，人性虽恶，但经过“师法之化”和“礼仪之道”能够去恶向善，能够形成善良的品行。
对于人性，孟子认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但孟子也说，人性虽善，而教养之功仍不可缺，环境的良适仍为必要。人性善是可然，但不能期望其必然。正如涂之人可以为禹，但不能期望涂之人都能成为禹。人性虽善，但不能期望其行为必归于善。
荀子则认为“人性恶，其善者，伪也。”对“性”和“伪”之涵义，不可不慎，不可不审察。荀子所说的“性”，“性者，本始材朴也”“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总之，“性”是先天的。荀子所说的“伪”，“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总之，“伪”是后天的。
我们要格外注意“可”与“不可”。男女饮食，不学而能；然而男女之欲却要加之以学，方知男女有别；饮食之欲可加之以学，方有节制。
人性可以为善，导性向善则有待于辨别思虑，这两者孟子荀子皆相同。至于二人一提倡性善，一标榜性恶，全是由于二人对性之界说不同。孟子所说的“性善”是就“可以为”而言，荀子所说的“性恶”是就“不可事”而言，各有所指。孟子所注重的，是性须扩充；荀子所注重的，是性须改造。世人大多认为孟、荀人性善恶之论是对立的，其实不然。这一点读者不可不明。
荀子说性恶，不学则性无从善，无礼则学无所据。故学以化性，礼以范学。“或善或恶，全系于人为，为之则善，不为则恶。”荀子认为性恶自无所用其存养，更无所用其扩充。修养之术，全在力行。有似逆水行舟，懈怠不得，其势紧张，其情枯塞窘迫。
人性恶，欲离恶而就善，则学不可以已。学博则知识足，认识明，足以指导行为而使其无所过失。学博然后知明，知明然后行正，行正然后性化为善。所以荀子说，“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
教育应入耳着心“知行一体”
大抵古代圣贤所主张的教育过程略同。印度佛陀主张教育要闻、思、修；荀子主张听闻、亲见、晓知、行动。在学习方式上，先哲们都极为重视知行且知行合一，孔子主张“学以致用”，荀子主张“学至于行之而止”“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着乎心，布乎四体，行乎动静。”知行工夫，本是一体，不可分离。
在教学过程中，荀子认为，人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容易因片面性而妨碍认识事物的全貌，因此提出了“补偏救失”。荀子用“治气、养心之术”来说明：“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勇毅猛戾，则辅之以道顺；齐给便利，则节之以动止；狭隘褊小，则廊广之以广大；卑湿重迟贪利，则抗之以高志；庸众驽散，则劫之以师友；怠慢僄弃，则炤火以祸灾；愚款端悫，则合之以礼乐，通之以思索。”
荀子认为，善学者必通伦类之条贯为仁义而纯一，以至乎尽之，粹之，全之而后止。善学之法，则在于诵说而条贯，思索而通达，身体实行以践履，排除恶诱以持养。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非礼勿虑。礼，行为之准则。“类不悖，虽久同理。”准则规矩，古今不变。
人性成于自然，非人力所能施为，然而可导而化。导而化之，是为人为，化之而不一其次，则成积习；积习，化性的方法。积之而不改，习之而不变，久而久之，自可“习俗移志，安居移质”。积土成山，积水为渊。人患无恒，如有恒，则圣可积而成。
荀子说，圣人之功在于化性起伪。之所以能化性起伪，主要是有两个条件，人的认知能力和治国之道。从心理学角度看，求知的心理条件，有消极与积极之分。荀子极其重视人的心智，所以对求知的心理条件，我们要细究探察。对消极的心理条件，荀子指出：“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私其所积（习），唯恐闻其恶也。倚其所私以观异术，唯恐闻其美也。心不使焉，则白黑在前而目不见，雷鼓在侧而耳不闻，况于蔽者乎！”
对此近代教育家余家菊解读为，感情的偏私可以转移认识作用，使其不能正确，或且大谬绝伦，然而自身不察，反而自以为是而不肯略加反省。这是求知的根本大患。此患不去，真知不获。人喜怙过饰非，亦好是己而非异。
对积极的心理条件，荀子指出“虚一而静”。人心有藏（实）、有两（对立、差别）、有动；然而，人心也有虚、有一（统一、互异之两物同时兼之）、有静。人，生而有认识作用，认识作用既有实、差别、动的一方面，也有虚、统一、静的一面。虚、一、静也是心可有的自然现象，也应该成为求知的当然法则。人们在认识中常知前者而不知后者。
对不知而求知的人，荀子告之“虚一而静”。求知者，先要虚，不怀成见。虚则能入，犹如屋子不清空怎能往里装东西呢。之后是综合两异端，对立统一，方能尽。求知者还要静，保持其灵明情状。静则能察，不因想象烦嚣而错乱其知。
荀子又说，人心譬如一池水，静然不动，则湛浊在下而清明在上。微风过之，湛浊动乎下，清明乱于上。心亦如是，故导之以理，养之以清，物莫之倾，则足以定是非，决嫌疑。定是非，决嫌疑，必须心境清明。心境如何清明？有待于“导之以理”“养之以清”。能够导之以理、养之以清，则物诱莫之能倾矣。所以以理导心，以清养心。
荀子还说，人心忧恐，则口衔刍豢而不知其味，耳听钟鼓而不知其声，目视黼黻而不知其状，轻暖平簟而体不知其安。人的味、声、状、触如是，而是非之判断，嫌疑之辨别，则尤为如是。认识而欲正确，必须扫除情感，秉正理以衡之。摒绝一切主观的偏向，而衡之以严格的理智，然后判断可几于正确。
所以说，养之以清，导之以理，都是求静的方法。虚、一、静，皆求知的积极的心理条件，而三者又复连环相生。虚而能一，一而能静。不为成见所蔽，乃能虚受。能虚受乃能兼知异端，择善而从，或融合两端，统括为一，而固执之。取舍既决，趋向已定，则是知其所止，自然能定能静，最终获得“大清明”境界。
环境的教育才能“化性为善”
教育的动力，不发自受教育者之内心，就来自受教育者之外缘。孟子认为，修养方法特重于自力之发挥，如“养浩然之心”“善推其所为”“求放心”。荀子则持外缘。外缘之法即渐渍，可以说是“境教”，通过环境感染来转化人。荀子认性为恶，其所以能化于善，则由于事为。事为之所以可能者，则缘于渐渍。无渐渍则不知事为，不事为则无以化性为善。
古有孟母三迁，今有台湾全人学校的户外教学课程，都是“境教”的典范。但当下学生被“圈养在校园搞精耕细作”现象依然顽强存在，学生远离家庭，远离大自然。光有言教、身教的教育是不完美的，唯有充分利用环境的教育才更能化性为善。
荀子提供的渐渍之法一是近人，二是隆礼。然而两者又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近人是指求贤师而师、择良友而友。如果毁法谤师，则自堕恶道。如果蔑礼弃师，而期望获得真知，则无异于南辕北辙。
人在年幼之时，知识未充之际，于师于礼，都应当存尊崇之心，力求了解它，把握它，融受它。所以荀子格外推崇求学者要尤为隆礼。荀子所言的“礼”，是行为之准则，凡法制规例皆属之。礼的功用，客观说，是在人己之间树立共守的界限，互不相侵，各得其求。主观说，是使欲不过度，物不为欲所屈。礼的功用，在养人之欲，给人之求。
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荀子的“尊师隆礼”，是就大众教育而言的。大众，有模仿而无创造，有吸收而无独思的人。对于尊师，现代人常用希腊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来驳辩。试问能为独立思考者，世间能有几人？能自为判断不失正鹄而又果然不为他人之暗示所影响者，世间更有几人？能独立发现真理而有崭新贡献于文明者，世间又有几人？“独立思考”“特殊见解”，这是世人所罕能做到的，但人们又常喜用以自欺自慰。
那么，“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此说，用于成年人是可以的，如果用于学校儿童是不可以的；用于秀杰之士则可，用于多数人众则不可。这一点也不可不察。（作者单位:天津中学）
《中国教育报》2016年11月14日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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