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山坡的独异性，在于他不按常规出牌，与主流叙事路线保持谨慎的距离。短篇小说《革命者》同样如此。从标题“革命者”，我们大抵能想出种种形象，这些形象都定格在文学史中，而且，革命叙事通常采用现实主义方法创作，而朱山坡的讲述显然偏离了这个美学航道。经过十年叙事训练，朱山坡对叙述的掌控能力更臻圆熟，他对叙述者、叙事节奏、叙事张力，以及人物关系的把握，都相当精准、得体、到位，初步显示出一个文体家的风度。
    这篇小说在叙述上非常讲究。首先，小说叙事主要在一个家庭内部展开，随着叙述者“我”的视线所及，一切真相逐渐浮出地表。因此，这部小说的情节走向由叙述者所左右，叙事的逻辑感和真实性由此而生。其次，这个少年叙述者的立场、语调，对小说神秘感的营造以及情节突变的发生等，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这篇小说中对革命者来源问题的处理，不能不说是别出心裁的，因为革命叙事的主人公通常出身于无产阶级，而朱山坡的主人公来自一个地主家庭。于是，作为一家之主的祖母与其他家庭成员的思想距离，构成了这篇小说饶有趣味的审美生长点。
    起初，对这个家庭及其成员的情况，读者几乎全然不知。在这张白纸上，作者勾画出第一笔：大伯的出现。这一笔画得蹊跷，引人注目。大伯的归来极为神秘，构成叙事焦点，同时打破了这个地主之家原有的平静。也许有读者会猜想到，大伯就是革命者。不错，但他的革命者身份，此刻显然不宜公开，既是为了自身安危，更是避免遭到祖母责骂。因为祖母在在要求后人远离革命，远离危险。如此，作为地主家庭成员，大伯的角色具有相当的异质性，属于那种不安定的分子，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物，颠覆了我们关于革命及革命者的想象。
    经过少年叙述者的讲述，一种特定的陌生感油然而生。在“我”的叙述以及祖母眼中，可以说，大伯的行为是极不“正常”的。在学校不务正业，教授男女裸体画，被开除后又混迹妓院，给妓女画裸体画，以抵偿嫖资，更出格的是，要求以伯母为模特画裸体画，这让“我”感到羞愧甚至愤怒。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裸体画看似不堪，难以让“正常人”接受，但它在小说中仅仅指向大伯的风流与放荡吗？如此，似乎就太简单，也不免俗套。阅读至此，我很自然地想到，对曾经是诗人的朱山坡而言，它是否是某种处心积虑的暗示，一种神秘而充满诱惑的艺术氛围的暗示，而小说的任务就是呈现，一种神秘感的呈现，然后伺机揭秘，以满足读者的窥视心理。
    小说的艺术氛围在画布上由此点染、荡开。大伯迫于形势回到乡下，但貌似放荡不羁的异端作风使他无法见容于这个地主家庭的日常之中，只好退居猪舍。从伦理上，祖母对大伯爱恨交织，但无论怎样，只求能保大伯平安。因为父亲带来消息：“省城里的刽子手已经磨好刀等着他。”这种剑拔弩张的态势，自然把叙事焦点导向了祖母与大伯及祖父的关系上。事实上，祖母与祖父、大伯之间的“隔膜”构成叙事张力，是小说悲剧感的主要来源。祖母自以为对家事明察秋毫，了如指掌，生活在一种自足和自得的想象中。这是一个极具反讽意味的人物，她与这个家庭主要成员之间，都隔着一层纸。直到祖父遇害，她才从梦中惊醒。而悲剧发生之日，亦是那层纸被捅破之时。祖母时刻思虑亲人安危，规避种种险情，而危机却总在逼近，死亡终变事实。然而一直以来，她倔强地生活在自造的幻象中。此种精神悲剧，确乎直抵人心。
    到了尾声，我们发现，这个家庭中，祖父、大伯与父亲都是革命者，全在祖母的想象之外。大伯的裸体画看似侵犯了伦理，却暗中充当情报，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样，祖父和父亲都是革命队伍的领导者，只是，他们的革命活动被作者拉至幕后，而革命背后的人性、人情，以及那种看似风平浪静实则危机四伏的情状被凸显出来。这是作品逾越常规的革命叙事的地方，这种审美视点转移，突显了小说叙事的先锋性。从叙述视角看，少年“我”的视线所及，只有大伯和父亲，而祖父始终是缺席的存在。但祖父之死又是情节突变的关亟点，直接加剧了小说在真相揭幕后的戏剧化发展。此时，真实的革命走进“我”的视野中，“我”也从“不配革命”的人成长为真正的革命者。
    从继承关系看，朱山坡与二十多年前的先锋作家不无瓜葛。但在这份先锋遗产面前，他无意充当慵懒的追随者，而决议在小说艺术上探索出独自的道路。这个短篇自然会让人想起格非、余华的革命叙事，它们在美学趣味上颇显神似，但在思考路径以及终极旨归上的不同，同样显而易见。朱山坡深谙后现代之神髓，意欲颠覆审美陈规，但绝不消解革命的崇高和神圣。从结尾看，尽管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但为了革命，为了保存实力，他们短兵相接，那种神圣感和崇高感依然回荡在叙述中。70后阵营中，部分作家继承先锋衣钵，致力于形式感的追求，当然值得肯定，但能彻底走出1980年代“先锋小说”误区的作家并不多见。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朱山坡的写作在寻求一种突破,毋宁说，是一种拒绝被覆盖的突围表演，一种压迫中的突围，在突围中前行。
    王迅，湖北公安人，现任《南方文坛》编辑部主任，主要从事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