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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如何处理二战后期即将战败的德国和日本的问题上，美国的政策明显不同:一方面是不遗余力地摧毁德国的“文化特殊性”，使其不可能成为为纳粹德国的罪行进行辩护的理由；另一方面，又以“文化特殊性”为托词，以保留日本的天皇体制以及大部分帝国时代的行政机构。 换言之，德国民族的心理结构在被摧毁之后再按照“西方”的模式重新建构起来，即德国人开始以“西方”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历史，发现那是一段罪恶史；但日本民族的心理结构并没有被摧毁，日本人更多地以自己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历史，结果总是发现自己无罪。 但在所谓“民族特殊性”或“文化特殊性”之外，有国际社会的共同行为规则和道德规范。新日本的深处依然保留着一个旧日本，这使日本人总是自闭于国际社会的共同行为规范和道德规范。当认罪的德国人劝说不认罪的日本人“转变自己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方式”时，我们看到，德国人已完成了其对历史的反思，以国际社会的一个负责任的成员身份重新出现于国际舞台。而日本之所以见斥于国际社会尤其是亚洲社会，是因为它至今也没有完成这一过程。 ——程 巍 德国认罪的心理结构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Der lange Weg nach Westen, 2 Vols, Munich: C.H. Beck, 2000 20世纪的历史见证了人类发展历程上最迅猛、最辉煌的一页，同时也见证了最野蛮、最黑暗的篇章。在这一个百年历程的前一半中，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在战争的发源地欧洲，战争导致了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两次崩溃。是什么导致了欧洲国家在对外政策上如此严重的失误，以至于听任他们的利益和野心以及政治上的观点分歧将其拖入两次破坏力巨大的战争之中？这个问题一直吸引着后来的历史学者，以至于这方面的著作汗牛充栋。 在20世纪的后半叶，欧洲国家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剧烈的转折，从互相残杀转而走上了联合的道路，在一体化的道路上一路狂奔，从初期的经济联合体发展成为一个政治共同体，通过联合行使某些方面的国家主权将欧洲变得像一个邦联式的“国家”。21世纪的初期，欧元区成为了现实；《申根协定》使签约国的边界事实上已经消失；欧盟宪法草案在法国和荷兰遭到否决，对欧洲统一进程造成了挫折，但这并未消泯欧洲统一的理想。欧盟还在持续扩大，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预计将于2007年正式加入，土耳其和克罗地亚也已经开始了入盟谈判。 欧洲能走向彻底的和解和联合，一个必要的前提是前面一个问题的解决。如果不能为世界大战的发生寻找到最终的责任承担者并使其不可能再为害世界，即再次发生世界大战的隐患没有消除，那么就连和平共处都将是不可能的。那么，谁来承担两次大战的罪责呢？答案是确定无疑的:德国。将战争的发动归罪于德国的侵略显得顺理成章，如美国学者戴维·卡莱欧指出的，为什么德国竟然变得如此富有侵略性一直是历史、文化、社会和经济分析等广大领域的一个课题，而“德国人自己就是这种理论最热心、最富想象力的构建者之一”。 如果德国人对20世纪的灾难史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对本民族侵略性的发现和检讨，停留在对“德国有罪论”或“德国例外论”的制造的参与之中，那么德国对历史的认识或许将彻底陷入虚无，更不要说承担起欧洲统一的领头羊职责，重新融入世界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了。事情显然不是这样，否则就难以理解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在受邀参加诺曼底登陆60周年庆典上的表态:“我非常高兴纳粹德国战败，纳粹德国应该战败。我不是以战败国身份，而是以被解放国家新首脑的身份参加这个庆典。”也难以理解2006年世界杯期间德国街头忽然涌现出的铺天盖地的黑黄红三色旗———德国人虽然不像其他国家的人民那样乐于标榜自己的身份，但其内心深处对作为德国人的自豪感还是存在的，遇到一个合适的时机就会爆发出来。 经历了战乱和悔罪的德国人必须重新找到自我，建立本民族的信心得以牢固确立的根基。这个过程是相对漫长的。从1945年之后，分裂的德国在被占领的状态下走过了近半个世纪，在这段时期中，德国意识的重建和延续主要发生在联邦德国。战争刚刚结束后的一些年，德国人普遍接受了“德国有罪论”，因为在二战期间，纳粹在秘密状态下建立了集中营并进行大屠杀，德国的普通民众被蒙在鼓里，直到战争结束，集中营工业化屠杀的真相才被暴露出来。在这种超出了常人想象力极限的人间惨剧的震撼下，德国人终于明白，他们曾经支持过的纳粹是个什么样的政权，并陷入了深深的悔罪意识无法自拔。联邦德国的首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注意到这个问题，并深表忧虑，因为一个意志消沉的民族是没有办法继续向前走的，于是联邦德国曾发动过一场揭批希特勒的运动，目的就是将二战的反人类罪恶完全归结到希特勒的鼓动和策动上，同时达到为当时走过战争年代的普通德国人进行“脱罪化”的目的。虽然在汉娜·阿伦特这样的追击“平庸的恶”的思想者看来，每一个曾生活在纳粹政权之中的人都脱不了干系，但是作为政治家的阿登纳通过将一切后果归结到“极端的恶”的身上，为德国重新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铺平了道路。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联邦德国在“马歇尔计划”的巨额援助下开始了经济上的起飞，其首任联邦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的社会市场经济大获成功，经济上的成功为联邦德国政权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大大地缓解了其阶级和宗教矛盾。在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双重作用下，德国意识复苏，在上世纪50年代，联邦德国曾进行过若干次民意调查，人们被问到德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时代是什么，很多人当时的回答是1914年以前的旧帝国，也有些人认为是第三帝国的战前时代。但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大部分人开始认为联邦德国就是德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篇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