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国文学新动向：重新找回从容稳定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肮脏的书桌》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 金思寅：这是一部具有诗的美感和密度的作品，用短章的形式描写了一个向往文学的少年自我分裂的内心世界。2014年，这部作品被译为法文后，吸引了法国读书界和文学界的关注。莫里斯·穆利埃等评论家给予其很高的评价，认为该书具有“嘲讽而病态的美”，是一部“像某种预言一样的书”。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文学教授和评论家，您如何评价朴范信在韩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金思寅：朴范信先生在过去的40年间，平均每年写出一部长篇小说，这是一种以全部的生命来写作的真诚。有句老话说：“不是为了活着写作，而是为了写作而活着。”从这个意义上说，朴范信可以说是真正的专业作家。 自1973年处女作发表后，朴范信先生的初期作品因其感官性的笔触和直面现实的问题意识为人瞩目，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报刊连载小说 《生如草芥》《火之国》等作品深受读者热爱，一时“洛阳纸贵”。此后经过三年多的停笔，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凭借长篇小说《乔拉杰峰》（Cholatse，喜马拉雅山的山峰之一，朴范信曾多次前往登山）、《银娇》《古山子》以及最近的《流离》，他的文学开启了新的全盛时期。他在作品中对生命与世界本质的深刻质疑，为感性的笔触提供了支撑。其中，2004年发表的《肮脏的书桌》，就是在这一不断调整、转变创作风格的时期，作家潜在的能量与创作中的痛苦高度凝结的产物。 《中国社会科学报》：回顾韩国当代文学史，从朴正熙时期到亚洲金融危机的20世纪90年代末，从新世纪初至今，韩国文学从内容到形式有哪些重要变化？比如文学形式的大胆创新，外来文化的刺激，对现实的关注和作家的责任感，关注亚洲及全球的文学视野等。韩国文学有何新动向？ 金思寅：简单来说，到1987年为止，包括朴正熙总统任期在内的所谓“开发·独裁期”的韩国文学，为反抗政治、社会中的不义和经济上的不公发出了声音。多数情况下，小说表现为与现实密切相关的现实主义叙事，诗歌表现为对抗争激情的表达。 从部分实现民主修宪的1987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这段时间，潜伏下来的多种矛盾和欲望大规模喷发出来。同时，电子媒介、视听媒体压倒了印刷媒体，“文学危机论”大行其道。新的形式实验和打破禁忌的内容，在诗歌和小说中都有很多的尝试。从那之后到21世纪的今天，韩国文学或许正处于一个重新找回从容稳定的时期。和此前相比，小说在重新发现个体和内心的同时，叙事也更具有弹性。与SNS（社交网络服务）相结合的新的写作形式和创作范畴的探索变得更为重要。如果不考虑语言的障碍，韩国文学现在获得了一种在情感与问题意识上与西方主流文学高度一致的某种共时性。 进入21世纪以来，女性作家的大量出现也是韩国文学的重要特征。对今天的韩国作家来说，具有很大影响的可能是 “世越号”、新政府、me-too运动等。当然，对“永恒价值”的向往，作为文学重要本质，也在另一方面继续存在。 《中国社会科学报》：说到韩国女作家，中国读者并不陌生。申京淑的《单人房》《寻找母亲》（2011年获第五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韩江的《素食者》（获2016年曼布克国际文学奖），金爱烂的《老爸，快跑》《我的忐忑人生》等作品，被译成中文后受到读者喜爱。我报“国际月刊”还刊登过一篇介绍韩国女作家的文章。正如该文作者薛舟所说：在多元的世界格局中，韩国女作家正以其独特的视角和魅力，呼应了愈来愈热的女性写作世界潮流。您觉得在韩国这样一个典型的男权社会，是什么造就了女性文学的繁荣？ 金思寅：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可能首先是因为男性作家相对来说写得不够好吧？或许是男性作家宿命性地带有男性中心主义的虚伪意识、家长式习性，使得他们在直面新的时代要求时，难以实现自我与现实的客观化。 关于女性文学的繁荣，是因为女性被各种原因推到了现实的外围，处在弱者的地位，所以能够客观地观察人生和世界的真实，揭露问题的愿望非常强烈。同时不能漏掉的是读者层的变化，韩国日益提高的女性教育水平和女性越来越广泛地参与社会事务，使得文学读者层的主流由受过教育的男性阶层变为女性阶层，她们希望看到自己的故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