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的黄昏》的诞生是一个意外。我的写作有很大的偶然性。我不知道下一本何时动笔、要写什么——我只是持着铁风筝去捕捉文学天空的闪电，而难以预测及控制其后果。用法国作家基尼亚尔的话说：“我在读写中有一种不寻求达到目的的等待。读书就是漫步。写作就是游荡”。
    20年来，我在诗、散文和小说这三条路上交替奔走，诗集及散文集各出版了几部，中短篇小说也在《花城》《天涯》《中华文学选刊》等发表了60多篇。我的诗人形象也被颠覆，被认为是闯入散文界的不速之客。
    2011年初春，我从广州回到出生地，看到村巷空无一人，田园面目全非，一座逾300年的村庄仿佛一艘搁浅多年的大船，在沉寂中缓慢地磨损、朽坏。我有责任为出生地再写几本书。而《田野的黄昏》的任务，就是从时间与记忆的维度上勾勒故土的晨昏，与《少年史》《乡村游戏》《与父亲的战争》共同构成了“岭南乡土”散文系列。
    我听到了故乡传来的挽歌：村庄正在荒废乃至消失。村庄的历史、文化、风俗乃至相关的一切，也在不断磨损、削减并坠入遗忘。30年来，我见证过它金色晚霞般的光辉，也感受到它如落日般急速下沉的绝望。由此，我写《田野的黄昏》，是为了给故乡留下一份文学性的记录，除了写山水田园，对农事或乡村生活的书写更是重心。
    我出生于粤西乡间，跟随父母耕种到20岁。大自然塑造了我的心灵，也使我成为乡村美学和农民意识的反叛者。家乡的建筑、作物、草木、风土、器具、生灵以及春种秋收的细节仍历历在目。村庄的节日、做社、游神及各种游戏也让我沉湎其中……我在乡村“既有爱也有污秽凄苦”。从往昔中提炼诗意，苦难才借此成为养料。按布罗茨基的说法，诗性来自于对日常经验的玄学化，作家应当掌握语言的炼金术。我在话语上尽可能注重文学性，每一个句子都力求穿透事物，并在语言、思想、体验及情感等多种向度上具备应有的速度、力量和深度。
    一个人的出生地，往往是写作的源泉，我有义务将其重新开辟为根据地。里尔克说，诗人的祖国是童年。作为在乡村出生并成长的一代，乡土是我在现实及精神上的故乡。我为此写过大量作品，除了该散文系列，还有诗集《陌生人诗篇》及小说集《挖洞记》等。
    《少年史》讲述年少时的经历，村庄及田野只是背景。《与父亲的战争》主要写家庭与伦理，以揭示中国式父子关系的复杂性。《田野的黄昏》则以村庄为主角，在工业时代的背景下，以一个乡村数十年的繁荣兴盛为蓝本，从自然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及哲学角度切入，通过揭示故乡沦陷的根源，映照出中国农耕文明逐渐崩溃乃至解体的悲怆历程，探寻新一代农民的生活方式。本书以出生地为叙述对象，以时间纵深及时代变迁为坐标(尤其凸显20世纪80年代对于个人成长及乡村文明转折的双重意义)，以凤凰村的地理、历史、风物、习俗、伦理乃至农民劳作、休闲等方面为经线，以作者自由出没于时空及多个领域的心理经验及思想脉络为纬度，多角度扫描南方山野景观及叙述乡村生活的诸多侧面。
    《田野的黄昏》在文体上有较强的实验性，打破散文的常规，挣脱固有观念，拓展精神空间，在内容、思想及写法上突破边界，迂回往返。该书富有形式感，结构恢弘，线索繁密。虽分章节撰写，实有整体上的构思及把握，章节之间相互渗透及补充，既独立成章又相互支撑，每一章节都犹如墙壁、柱廊、门窗和屋顶，建构了一座高大建筑物的圆拱和穹顶。譬如《生灵》一章，不光是介绍动物，更多的是人与动物乃至自然的关系；而《植物》一章，主体是写植物，又须臾不离人的劳作、种植及养殖，诸条线索是拧绞而为一体的。我书写的自然、野物、农事都是亲身体验，亦有奇思及异趣，人的成长、觉悟及生命感贯穿始终。时间向来是一个整体，年月日乃是人为切割的幻象。那么，一个建筑于时间基础上的记忆性文本，最好也浑然一体，犹如首尾循环的时间之圆。我使用了打破线性叙述的复调叙事及网状结构。这种对时间的理解及处理，可能受到了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影响。
    《田野的黄昏》除了追忆，还有对当下现实的揭示与呈现。它不是基于线性时间上的简单回溯，而是对故土的人与事的整体打量。我无法预测它的命运，但也希望它在人世间获得知音。每个作家都有他的理想读者。理想读者有让人敬畏的水准。我尊重读者的方式，就是做好手艺活儿，无暇他顾。
    (作者为鲁迅文学院第十三届和第二十八届高研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