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家蔡骏  作家葛亮 作家简介 蔡骏，已出版长篇小说《镇墓兽》、《谋杀似水年华》、《天机》等三十余部。中短篇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当代》、《上海文学》、《十月》、《江南》、《中国作家》、《山花》等文学期刊。曾获梁羽生文学奖杰出贡献奖、郁达夫小说奖提名奖、《上海文学》奖、百花文学奖、茅台杯《小说选刊》短篇小说奖。作品翻译为英、法、俄、日、韩、泰、越等文字。作品改编电影《谋杀似水年华》、《地狱的第19层》、《荒村公寓》、《蝴蝶公墓》等，改编电视剧《诅咒》等。编剧作品《京城八十一号2》。 葛亮，原籍南京，现居香港，在高校担任教席。香港大学中文系博士毕业。文学作品出版于两岸三地，著有小说《北鸢》《朱雀》《七声》《戏年》《谜鸦》《浣熊》，文化随笔《绘色》《小山河》等。部分作品译为英、法、俄、日、韩等国文字。 长篇小说《朱雀》获选“亚洲周刊华文十大小说”，2016年以新作《北鸢》再获此荣誉，并斩获各项大奖。包括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华文好书”评委会特别大奖、2016年度当代五佳长篇小说、2016年度中版十大中文好书等。作者获颁《南方人物周刊》“2016年度中国人物”。 曾获首届香港书奖、香港艺术发展奖、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台湾梁实秋文学奖等奖项。作品入选“当代小说家书系”、“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8、2009、2015中国小说排行榜”、“2015年度诚品中文选书”。 对话 蔡骏：在我的理解来看，悬疑不仅仅只是一种类型，它同样也是一种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既是文学的表达方式，也是我们日常的一种语言的表达方式，甚至于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在生活当中无时无刻不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悬疑。 葛亮：悬疑也是我们的日常，但在我们看似平静的生活表象下，其实存在着某种暗潮，接下来就是悬疑，给予我们一个平台，将所谓庸常生活置于非常情境下，激发出人性更具张力的部分。也许我们在一种已经继承的所谓社会规则，还是道德和伦理规范在一个框架里面，我们身上某种你看不到的东西，长期以来被忽略，或者说我们有一种自我蒙昧的部分。恰恰就是悬疑将我们这部分隐秘的自我激发出来。  蔡骏：我注意到《问米》开头有引用的“不问苍生问鬼神”。悬疑在我看来，如果从类型的角度来说，包含了很多不同的子类型，侦探、推理等等，其中还有一块就是灵异惊悚。从我们东方传统文化的角度，灵异甚至鬼神，都给作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营养，无论类型小说还是纯文学。比如莫言的作品里就有很多这种神秘主义的成分，余华也写过。 葛亮：这个话题非常专业。涉及到了我自己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部分。我在早期的阅读经验里面，我的父辈特别在意让我读一些笔记体小说，比方说《阅微草堂笔记》，它有一个志怪传统。所谓灵异或者说是志怪，让我们有一种形式表达我们对于当下的认知，表达我们对于历史的续接，甚至表达我们对于过去的态度。《聊斋志异》中间最精华的部分，就是历史深渊。 蔡骏：明清小说也有大量用白话文写的，比如《红楼梦》。还有文言文写的像《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还有《子不语》。那些作品虽然看起来很通俗，甚至有一部分有些色情，但从语言角度来说，用的是当时最优美的古典语言，它是两种传统的结合，当时主流的士大夫的文学语言结合非常通俗精彩的故事。我觉得这种文学性和好看故事的结合，包括刚才说到的志怪的悬疑灵异的元素，往往能产生非常奇妙的效果。所以说我们引申到下一个问题，就是文学性和通俗性，包括悬疑的结合。  张大春《小说稗类》 葛亮：这是一个特别能够探讨的大话题，“通俗”是我们一直打引号的，我们总会把文学性等同于小说，和对于通俗题材的排异作为前提。中国小说本身就是俗文学的传统，它和我们中国的另外一类文体是壁垒分明的——就是诗。我们一直讲诗言志，它是居于庙堂之高的。张大春老师有一本分析中国小说的专著叫做《小说稗类》，“稗”就是田间的杂草的意思。一开始它就是这种街巷异谈，所谓九流十家，小说家还是不入流的，就是民间的东西，他没有受到官方重视，同时也拥有了在乡野恣肆发展的空间。我们看中国的小说脉络，从唐传奇到宋话本，然后到明清小说，首先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有很明确的喜闻乐见的故事内核。因为话本是一种表演形式，就是我在茶馆里面我要说书，我要留住观众，首先我要讲的这个故事足够好听，才能留住在座的各位。中国小说的渊源如此，已经涵盖了对于通俗性的重视。大家首先觉得好看，然后是形式上的锻造，语言上的优美，可以进行非常完美的整合。我有一个特别喜欢的日本悬疑小说家叫横沟正史，你会看到他的作品里，有非常精妙的悬疑的布局，但不是以牺牲文学性作为前提的。他的《狱门岛》用松尾芭蕉的俳句作为谜题，作为破案的线索，包括他对于社会纵深的或者时代背景的把握，因为主要是表现明治维新，你能感觉整个社会风貌描摹的入微，非常令人敬佩。  《狱门岛》横沟正史著 蔡骏：刚才提到了《狱门岛》，它是结合了现代的推理小说以及日本的传统文学。金宇澄老师的《繁花》也是某种意义上对传统的回归，像早期的鸳鸯蝴蝶派小说，这里面就包含两个不同的文学传统。一个是我们田间地头的、非常通俗的、所谓不入流的小说传统，还有一种就是所谓更高一级的、士大夫的诗歌的文学传统。那么到了我们近代，比如葛亮的上一部作品《北鸢》所描述的民国知识分子。我觉得在那个时代开始，中国又有两个不同的文学传统并列下来，一列还是那种传统的像鸳鸯蝴蝶派那样，还有武侠小说，同时又有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从新文化运动开始，所谓的中国现代文学，直到后来占据主流地位的左翼文学等等。我们的通俗文学在新中国建立后有一个断层，但是通过在港台地区，通过梁羽生先生、金庸先生的新武侠，然后是琼瑶那样的言情小说，某种程度上继承了这样一个传统。21世纪以后，悬疑的也好幻想的也好，各种各样的类型文学又开始繁荣。有一个很有意思说法——中国的类型文学传统，可能有漫长的一千年，从早期的唐传奇开始一路传承。中国所谓纯文学的历史，可能只有一百年，从1918年鲁迅先生《狂人日记》开始。这个100年和1000年的历史对比非常有意思。 葛亮：我们今天话题引入到了一个特别深邃的状态。比方说晚清时期就有一些类型化的小说，在当时有非常精彩的作品，然后包括刚才讲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包括黑幕小说，甚至也包括科幻小说、军事小说，在当时的中国不光是一个萌芽的状态，已经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过程中。但是因为五四的出现，用王德威老师的话来说，一部分所谓纯文学的现代性实际上是被压抑掉了。同时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前提跟代价，就是把一些和所谓的这种新现实主义的传统放大化后，以牺牲其他的文学传统的可能性作为代价。 蔡骏：刚才我们说了一些非常久远的话题，然后回来说说现在。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又是一个中国人大迁徙的时代。随着中国城市与工业化进程，不同地域的人不断迁徙到大城市，北雁南飞等等。葛亮的许多作品都体现了对于现实的关怀，当然也包含迁徙，还有一些城市的边缘人群，以及目前值得关注的许多社会话题。现实性对任何作家来说都极其重要， 葛亮：大家讲到对我的作品的认知，可能在很大层面上是基于对历史的关照，甚至像是他们的生活现场的一种回溯，它也是一种现实，克罗齐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就是发生在过去的每一个当下。在这种前提之下，作为一个作者，对于我们所处当下认知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环。因为我们只有写出当下，有一种应由将来我们再回溯的历史，有一个所谓的现场或者说是证据，包括我读蔡骏的作品，我觉得像他对于现实的描摹，对于现实中人性的体现，有一个诗意的传统，而这个诗意的传统是基于对过去的理解。 蔡骏：我们从历史说到了现实。前几天，我突然脑子里想到一句话“我们今天的存在，是因为我们祖辈的幸存。”我最新的长篇小说《无尽之夏》，把时间维度放到1997年，当然也是在写现在，又包含了我们的父辈那一代人。我在小说中埋入了三个不同的年代。但今天我们生活的世界，便是由无数个过去共同叠加而成，既是我们的上一代人的生活史，也有我们自己的青春与人生经历，更有我们存在的这片土地上的历史变迁，甚至是自然地理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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