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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一首诗可以从什么地方读起——读北岛早期的诗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文艺批评》 洪子诚 参加讨论


    今天我讲北岛的诗,讲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北岛的诗出现的背景,一些具体的情况。因为,在座的同学很多都是80年代以后出生的,出生在文革以后,“80后”。对我这样年纪的人来说,北岛,或者说“朦胧诗”、“新诗潮运动”,是很熟悉的事情,就象昨天刚发生一样。对你们来说,那好像就是很遥远的事情了。所以,我要介绍北岛当时在“朦胧诗”中的位置,和当时发生的一些争论。另外一个部分,主要谈对北岛的诗的理解,艺术特征、诗歌性质,或者说诗的技艺的特点什么的。大概就是这两方面的问题。
    下面,先讲“背景”方面的情况。北岛出生在1949年,就是通常所说的“共和国的同龄人”。知青一代的作家中,许多人都是49年前后出生的,比如说,小说家、电影人阿城。不过阿城出生在那一年的清明节(4月5日),在共和国10月1日成立之前,他便幽默地说他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朦胧诗”代表诗人中,顾城的年龄最小,1955年出生,其他的都是1949年之后两三年这个时间出生的。北岛的原名叫赵振开,是北京四中的高中学生。知青作家和“朦胧诗”诗人,不少是北京著名中学的学生,如北京四中,清华附中等。文革初期,北岛也积极参加红卫兵运动。后来对红卫兵运动感到失望,态度消极起来,大概成了“逍遥派”。“上山下乡”运动时,他没有去农村,1969年之后,在北京的一个建筑队当建筑工人。70年代初期开始写诗。他的主要作品是诗,也写小说。小说最有名的是中篇《波动》。这部小说和靳凡的《公开的情书》,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一起,是文革结束前的三部著名中篇,开始以手抄本方式,在知识青年中有颇广的流传,文革后经过作者修改,发表在刊物上。靳凡曾是我们学校中文系的学生,文革发生的时候,大概是一年级,也就是65年入学的。靳凡不是她原来的名字。她现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个研究所,编《二十一世纪》,一份有影响的杂志,叫刘青峰。但刘青峰也不是她在北大时的原名。据说,——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她现在不大愿意人家再提这篇小说。我猜想,对年轻时候的激情和浪漫,年纪大了以后,人们的态度有时会很复杂,尤其是小说带有明显“自叙传”的色彩。另外一个很有影响的中篇叫《晚霞消失的时候》,作者叫礼平。小说的艺术倒是很“传统”的。如果用写实小说的艺术成规来观察,里面有不少不大合情理的,或“破绽”的地方,却写的很有才气。这篇小说的发表,曾有不少周折。发表后受到欢迎,也受到批评。批评者之一是著名哲学家王若水。在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王若水是站在潮头的人物,却对这篇小说批评很尖锐。分析这个事件很有意义,可以了解当年“思想解放”的性质和向度,和思想解放运动内部的差异、矛盾。我想,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小说从某个方面,质疑了当时的思想主潮的“启蒙”的,和历史进化的观念吧。礼平后来不见他再写什么作品,什么原因也不清楚。在这三部小说里面,《晚霞消失的时候》我觉得是最好的,即使在今天再读,仍然能够引起思考,能感动你。准确说,是感动我;因为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读下去,读后会有什么感觉。《晚霞》是有明显缺陷的作品,但有时候,一些有缺陷的作品,比起另一些技巧圆熟、打磨的光亮的作品,更能让我们触动。北岛除了《波动》外,还有一些短篇小说,如《幸福大街十三号》,一篇寓言性质的、有的评论者说带有卡夫卡色彩的小说。
    从80年代开始,北岛就被看作是“朦胧诗”的代表诗人;他和舒婷、顾城等,也被称为“今天诗派”。《今天》是北岛、芒克等1978年12月在北京办的一个文学刊物。刊物因为不是正式出版的,所以称作“民间刊物”,或者“非正式出版物”。《今天》上面发表诗、小说,还有少量的评论和外国文学作品翻译、介绍。北岛当时在青年、特别是大学生中有点“偶像式”的影响。诗人柏桦在他的自传性著作《左边 — 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这本书里,讲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岛的诗在他们那里引起“震荡”的情况。柏桦当年在广州外语学院读书,他读到北岛的《回答》,用了“震荡”这个心理反应程度很高的词,并且说,“那震荡也在广州各高校引起反应”。是的,“一首诗可以此起彼伏形成浩瀚的心灵的风波,这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也许显得不太真实或不可思议”,但真实情形就是这样。柏桦对这种心理现象,或者说阅读现象有这样的分析:“今天”诗人发出的是一种巨大的毁灭和献身激情,这种激情的光芒,“帮助了陷入短暂激情真空的青年”“形成一种新的激情压力方式和反应方式”,包括对“自我”的召唤,反抗和创造,浪漫理想和英雄幻觉……但是,他在中国大陆“诗歌界”得到承认,却一直很费周折。他在国内的第一本个人诗集(不包括多人合集,也不包括被收入选本),是广州的一个叫“新世纪”的出版社出版的,那已经是1986年:朦胧诗早已退潮,已经是“第三代诗”活跃的时候。北岛当时在台湾、香港和国外,名声似乎更大。在国内出版他的第一部诗集之前,台湾早已出版《北岛诗选》,他的诗也被翻译成英、法、德,瑞典等多国文字。美国的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了他的《太阳城札记》。另外,他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在一些年份里据说获奖的可能性很大。当然,北岛如果得奖,肯定又是一个有争议的得奖者。这不仅涉及政治意识形态上的争论,也关系到对他的诗艺的不同评价。
    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北岛离开中国大陆,一直生活在国外。写诗、散文,继续编刊物《今天》。在海外出版的《今天》,自然已经不是当年的《今天》了。有一种精致的,“经典化”的定位,也还有一定的先锋性,但似乎缺乏当初的粗糙的活力。这其实不是《今天》独自的“命运”,我想,几乎是一切“先锋”都会经历这样的“转化”。“先锋”不是想有就有的。长时间保持、维护“先锋”的姿态,和“先锋”的精神、艺术向度,也不那么容易;这肯定会是很累人的事情。北岛生活在国外面临的问题,从写作上说,主要是写作对象、阅读对象发生的变化,再就是语言的问题。他好像不能非常熟练,而且传神地用英语写作。他不象另外的一些作家,比如说布罗茨基、帕斯,在离开他们出生和生活过一段时间的祖国之后,到了国外,既可以用母语写作,也能很好用非母语来写作。北岛可能做不到这一点。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他坚持主要处理“中国经验”,面对讲汉语的读者。但这就发生了一种复杂的情况。因为书籍、出版物流通等方面的原因,国内的大多数读者并不容易读到他和其他一些人在国外写的作品;而写作者的所谓的“中国经验”,有时也会逐渐褪色。这是一个矛盾。这不限于北岛。90年代以来,有一些优秀的大陆诗人生活在国外,也继续写诗。如张枣,多多,杨炼、肖开愚,宋琳,严力等,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当然,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在陆续回国定居,有的还是穿梭往来。除了语言之外,还有其他的问题。托多洛夫在《批评的批评》(中译本,三联书店版)这本书中,谈到他、亚瑟·柯斯特勒、以赛亚·伯林这些原籍保加利亚、匈牙利、俄国,而后来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作家、学者的思想、精神处境。他说,他们“接受着异域的文化”,可是“却知道怎样生活在个人相异性之中”。在接受着异域文化的情况下,如何确立自身的“个人相异性”,这确实是个重要的问题。
    有关“朦胧诗”的争议
    在80年代中期,“朦胧诗”的“代表性”诗人形成了这样的名单: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这个名单里,没有和北岛一起主持《今天》的芒克,也没有多多,没有食指(郭路生)。为什么是这五个人?“代表性”意味着什么?是通过什么方式确立的?后来,这种“代表”地位又发生怎样的变化?这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代表”作家的形成、更改,和一个时期的思想、诗歌潮流是什么关系?诗歌批评、诗歌选本、诗歌活动(比如从1980年开始《诗刊》举行的“青春诗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在这里做进一步讨论。比如说多多这个诗人,写的相当好,但我们对他的关注要到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以后。为什么“朦胧诗运动”期间不被关注,这是一个文学史问题。这其中有诗歌“时期风尚”的问题,有作品的发表、传播方式问题。大多数读者读到多多的诗已经很晚了,是1985年,从当时北大学生老木所编的《新诗潮诗集》上面。这个诗集也是“非正式出版物”。我读过一篇回忆文章,谈到80年代后期,北大学生请几位诗人到学校演讲、座谈。学生们对顾城、舒婷反应很热烈,向他们许多问题,而把多多“冷落”在一边,惹得多多很生气,差点拂袖而去。这里面反映的问题,很值得我们研究。
    在“朦胧诗人”里面,北岛和他的诗在当时引起的争议最大,受到文学界保守力量的批评最多。顾城、舒婷虽然也有争议,也受过批评,但顾城有《一代人》这样的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寻找光明”,这符合了我们大多数人(包括“思想解放”和艺术革新的积极推动者)对历史的乐观期待。北岛好像没有这样明确表达的诗。当然,北岛那时也不是“悲观主义者”,下面我还要讲到。当时很多著名的诗人对“朦胧诗”很不理解,对它有过很严厉的批评,包括艾青,臧克家等。当然,也有支持的,比如蔡其矫、牛汉。谢冕老师当时是积极支持“朦胧诗”探索的,这在当时很不容易,需要有很好的判断力和勇气。我当时也是支持朦胧诗的,但对事情认识的高度,和做出反应的勇气,都远远不如谢老师。他的《在新的崛起面前》这篇文章在80年5月发表后,臧克家先生以前辈的身份,给谢冕写了一封长信,非常恳切、但也很严厉地批评了谢冕,规劝他回到“正确立场”上来。我知道,谢老师对臧克家先生是很尊重的。我们50年代上大学的时候,是他和徐迟先生提议让我们(还有孙玉石、孙绍振、刘登翰、殷晋培)编写“新诗发展概况”,给我们许多指导。记得一次我和谢老师一起乘坐公共汽车,在车上他把这封信拿给我看。谢老师并没有接受臧克家先生的规劝,始终给“朦胧诗”,给当代的诗歌革新以坚定支持。在后来(83、84年)的“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即使受很大的压力,也没有后退,没有做检讨。这是很不容易的。
    对北岛诗的批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从诗歌技巧、诗歌方法、诗和读者的关系上提出问题的。就是批评北岛诗(也不仅是北岛)的晦涩,难懂。这涉及现代诗兴起后的美学问题。这种批评有长远的历史。国外的象征派等诗歌流派出现之后,对它的批评重要一项就是说它晦涩难懂。在中国也一样,李金发、戴望舒的诗,卞之琳的诗,直到“朦胧诗”,都在这一点上受到批评。晦涩问题,在中国当代语境里,因为和“工农兵文艺”、“大众化”背道而驰,而有着政治意识形态内涵。对北岛诗的另一方面的批评,是说他的诗感情颓废,不健康,绝望,悲观主义,虚无主义。“悲观”在现在也许还是不好,但已经不是那么严重的事情了。在五六十年代和文革那个时期,悲观可是个严重的问题;不管是对自己的生活,还是对社会历史,都绝对的要不得。文革后一个时期,“悲观”仍是一个政治伦理性质的严重问题;在文学批评领域也是这样。北岛的《一切》这首诗,经常用来作为“悲观”的例证。有一篇文章说它表现了“心如死灰”的情绪,发出了“绝望的嚎叫”。这首诗是这样的:
    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 一切欢乐都没有微笑/一切苦难都没有内容 /一切语言都是重复/一切交往都是初逢/一切爱情都在心里 /一切往事都在梦中/一切希望都带着注释/一切信仰都带有呻吟/一切爆发都有片刻的宁静 / 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
    在“朦胧诗”时期,这是一些诗人,特别是北岛所喜欢使用的判断意味的句式。那时候,他们有一些重要的话,一些有关人的生活,有关社会历史的“真理”性质的发现急迫需要表达。“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谁期待,谁就是罪人”;“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 我只想做一个人”;“我要到对岸去”;…… 一连串的判断句,一种宣言色彩的表述方式。现在,诗人一般很少采取这种方式来写作。因为他们觉得已经没有什么严重的东西要“宣告”。在那时候的北岛的眼睛里,世界基本上还是黑白分明的,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可能更多是界限不清的灰色。套用一个说法,就是一代人的诗情,无法原封不动地复制。总之,这首诗在当时,被一些批评家当作“虚无”、“悲观主义”的例证。我刚才说到,北岛并不“虚无”。他在诗里写道,“其实难于相像的 / 并不是黑暗,而是早晨 / 灯光将怎样延续下去”。在人们普遍认为早晨、光明已经降临的时候,在他的困惑和思考中,却是“灯光怎样延续”的问题。区别就在这里。可能是舒婷当时也觉得北岛有些不够全面,不过乐观,所以,舒婷写了《这也是一切》来和他呼应:她的这首诗有一个副标题,“答一位青年朋友的《一切》”。这首诗比较长,我只念其中的一部分:
    ……不是一切大树都被暴风折断/不是一切种子都找不到生根的土壤/不是一切真情都消失在人心的沙漠里/不是一切梦想都甘愿被折掉翅膀/不,不是一切都像你说的那样/不是一切火焰都只燃烧自己而不把别人照亮/不是一切星星都仅指示黑夜而不报告曙光/不是一切歌声都掠过耳旁而不留在心上……
    批评家便引用舒婷的这首诗,来进一步反证北岛的不是。这种评论方式让舒婷感到不安,她就写了一篇文章,申明说:有的批评家把我的诗跟北岛的《一切》进行比较,并给他冠上虚无主义的美称,我认为这起码是不符合实际的。舒婷说,我笨拙地想补充他,结果就思想和艺术都不如他的深刻、响亮和有力。我想,舒婷的这个说明是必要的,也是实事求是的。道理其实很简单,比较的“全面”,比较的不“悲观”,并不能说就是比较的好诗。况且,舒婷只是“承接”北岛的“论述”,这种“承接”,不是否定、颠覆,而是在这基础上的补充、延伸。但批评家却无法领会语言、文体上的这种性质。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朦胧诗”的争论不仅牵动诗歌界,牵动诗人和诗歌读者、批评家的情感,而且在一些城市里,扩大为社会性的争论。1980年4月,在广西南宁(后来还到桂林)开了一次诗歌讨论会,主要议题之一就是围绕朦胧诗的评价。参加会的许多人都情绪激烈。我和谢冕、孙绍振、刘登翰老师都参加了。在那次会议上,对“朦胧诗”,特别是顾城和北岛的作品,有非常激烈的争论;支持的和批评的态度,使用的语言,都很极端。那个时候,中庸,“模棱两可”不会受到欢迎。但那个时候吵归吵,面红耳赤,大家还是朋友。对一首诗,对一个诗人的写作,能那样动感情,那样辗转难眠,这在现在也难以想象。现在我们都变得成熟、全面、冷静,但也好像有些平庸、乏味、世故。当然,不能说很多人都这样。这只是我对“时代氛围”的一种感觉。
    北岛诗后来受到的另一面的批评,不是来自诗歌界的“保守力量”,而是来自新诗潮内部。在1983年前后的文学界,“朦胧诗”的“合法性”还是个问题,而“更年轻第一代”已喊出“打倒北岛”,“pass北岛”的口号。这让总是跟不上“形势”的我有点目瞪口呆。我想,好不容易“跟上”了理解北岛,他却已被打倒在地。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在中国,文学潮流变化、更迭之快。在整个20世纪,都是这样的。如果你想要一直站在潮头,那很容易因为过分紧张而神经衰弱(如果不说得了“精神病”的话);但要是不紧跟,不出三五年,再“先锋”的也便成了被遗弃的遗老遗少;就像刘半农在30年代初所感叹的,他们这帮在五四文学革命中努力于文艺革新的人,不出几年,就一挤挤成三代以上的古人了。那么,在83年前后,北岛为什么要被“打倒”呢?一个原因可能是,虽然北岛当时在“主流”诗界还没有被承认,但是在“崛起”的“新诗潮”内部,几乎成为“经典”,对当时的诗歌探索者影响很大。“经典”可以指出方向,规划道路,但也可能成为束缚。那些后起的,更年轻的诗人这个时候会产生这样的念头,北岛他们已经成了笼罩的巨大阴影,你要不完全按着他们路子走下去,要想有所开拓,写得更好,就要摆脱这个阴影。这是有道理的。80年代初,当代诗歌写作的开拓、探索还刚开始,北岛们的过分经典化,的确会损害、缩小探索的动力和空间。还有一个更实际的问题,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外,诗歌在社会文化上的空间越来越小,我们时代的主流文化是大众文化,消费文化。诗歌并不是消费文化,特别是先锋诗歌。这个问题,在80年代初的中国还没有被充分意识到,不过已经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小的,或不大的空间里,一个诗人要想崭露头角,被关注,被承认,需要采取一些策略,实施一种“断裂”的“崛起”方式。我想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也是80年代有那么多诗歌流派、宣言出现的一个原因。当然,针对北岛的批评是从诗学角度进行的。北岛的诗大多是处理有关时代、历史的“大主题”,总体风格紧张,坚硬。而继起的探索者认为,中国当代诗应该回到对人的日常生活的表现,要在语言、技艺上作更多的革新。
    北岛诗歌的“特质”
    上面讲的是北岛诗歌的背景。接下来我谈第二个问题,北岛的诗的思想艺术特征。分析的时候,要确定一个比较好的切入角度。这种角度不是普遍性的。我们常常出现的问题是,对所有的小说、诗的分析,都采用同一的方法、角度。我上中学的时候,语文课分析文章、作品,就是这样。这种方法有的时候可能有效,有的时候则没有效果。一首诗要从什么地方读(分析)起,我想并没有固定的格式。方法的选取和对象本身,以及读诗人的态度、体验是密切相关的。
    北岛和舒婷在80年代初都很著名。我想,大学里的读者肯定多数更喜欢北岛。我也一样。因为舒婷这样的诗,我们过去读的很多,表达的意绪、情感,以及形式,都比较“传统”。“传统”与否,当然不是一种衡量诗歌等级的标尺。不过,这种“浪漫派”的抒情,在中国新诗史上,还是多了点。所以,卞之琳、朱光潜、袁可嘉等先生,都曾提醒我们对“浪漫派”那种抒情的警惕。舒婷在当时对读者产生的新鲜感和吸引力,主要是恢复了在当代被“压抑”的那种个人的,柔和的、忧郁的抒情传统;这在特定诗歌语境中,也可以说是一种“革命性”的突破。这样说,是不是北岛和舒婷的艺术方法就完全不同呢?也不是这样。北岛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诗,大体上也是那样一种抒情“骨架”,但确有较多新的诗歌质素和方法。要是不避生硬简单,对北岛诗的归纳出一个“关键词”的话,那可以用否定的“不”字来概括。舒婷呢,或许可以用“也许”、“如果”这样的词?这不仅仅因为“也许”、“如果”这些词舒婷用的很多,譬如:“也许旋涡眨着危险的眼,/ 也许暴风张开贪婪的口”(《致大海》);“我如果爱你 — /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 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致橡树》);“如果有一个晴和的夜晚”(《致杭城》);“也许有一个约会 / 至今尚未如期 / 也许有一次热恋 /永不能相许”(《四月的黄昏》);“也许我们的心事 /总是没有读者/……也许我们点起一个个灯笼 /又被大风一个个吹灭”(《也许?》);“如果你是火 /我愿是炭 / 想这样安慰你 / 然而我不敢”(《赠》)……面对着选择时,有一种犹豫不定,彷徨的忧郁的情绪。不像北岛,“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雨夜》);“我只能选择天空”(《宣告》);“我要到对岸去”(《界限》);“明天,不 / 明天不在夜的那边 ”(《明天,不》)…… 比较起北岛来,你就会感觉到在舒婷的诗中,有那种可以称为“感情漩涡”的东西。“旋涡”就是有点纠缠,矛盾;譬如,理智和情感之间的矛盾,社会责任与个体生活需求的矛盾,还有就是需要依靠的女性与独立自主的女性之间选择上的困扰。
    北岛诗的“质地”是坚硬的,是“黑色”的。80年代初,海明威在中国大陆曾经是很受欢迎的作家之一。上我的课(“近年诗歌评述”)的学生,有的便把北岛比作海明威式的“硬汉子”。这种类比当然不一定确切。不过,我们对他的诗里那种否定意识,强烈的怀疑、批判精神,都有深刻感受。这种怀疑和批判,不只是针对所处的环境,而且也涉及人自身的分裂状况;这是北岛“深刻”的地方。下面,我们来读北岛著名的《回答》。这首诗最初发表在《今天》的第1期(1978年12月)上,次年被《诗刊》转载。很多人认为这首诗的写作与1976年4月的“***事件”有关,是对这一事件做出的反应。但齐简在回忆文章里(《诗的往事》,收入《持灯的使者》一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提出,《回答》的初稿写在1973年3月15日,最初的名字是《告诉你吧,世界》。齐简保存有这首诗初稿的手抄本。后来北岛多次修改,才成了我们看到的样子。后来的修改受到“***事件”影响,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其实,是不是针对“四﹒五”***事件,我觉得并不是那么重要。谈北岛很难不提到《回答》,一是它确实影响很大,还有是因为北岛这个时期的诗的特质,他的表达方式,在这里面表露得最充分。
    回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早期北岛诗的精神素质,那种否定的,宣言式的诗情,坚定、不妥协的意志,和北岛的习惯用语、句式。这贯串在这个时期他的很多作品里。如《宣告——献给遇罗克》。遇罗克是文革期间北京的一个中学生,曾经写文章批判“血统论”;因为这篇文章以及其他一些言论,被判处了死刑。这首诗是献给他的。
    刚才我们讲的是北岛诗的特质,是一种印象式的把握。这种感觉、印象,在诗歌分析中,有时是重要的。也就是某种情调,某种氛围,某种质地。当然这是一种感性的,或者说初步的印象。它不是很严密,也不够深入,但有一定的价值。有时候,在读一些非常学理化的,分析繁复的批评文字之后,反而会觉得有些精彩的“印象式”批评,清新且更有智慧,更能抵达对象的“本质”。当然,这里对北岛诗的印象只能算是初步的。为了进一步把握北岛诗歌的某些要素,还应该有所展开。我想可以从诗的意象性质及其组织方式上来解析。
    在80年代初,北岛对自己的诗,他的写作过程谈得很少。舒婷、顾城和杨炼就不同,他们对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写作有许多谈论。我们看到的当时北岛唯一谈论自己的写作的文字,是1982年在《上海文学》“百家诗会”上一段几百字的短文。这对理解他当时的诗有很大的帮助。这段话首先讲到诗歌的目的,诗和现实生活的关系。他说,要通过写作,建立一个“诗的世界”,这是一“独立的世界”,“人道”和“正义”的世界。这个观点跟顾城等人的看法有相似的地方。比较起“十七年”和文革期间的主流诗歌观念来,相异之处首先是一种人道主义的理想;另一是诗歌(文学)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并非完全对等的关系。和“十七年”的那种文学观念不同的地方是,北岛他们虽然也强调诗歌跟现实世界的联系,但是认为诗歌(文学)世界有它的想象的,“虚构”的“独立性”,“超越”的独立性。在诗的写作与生活目的的关系上,北岛那一代诗人趋向把它们看作是“同一”的;诗歌写作也是在处理、实现人的生活目标,是追求更好的生活方式的手段。在这一点上,这也是一种“浪漫主义”的看法,和现在有些青年诗人的想法不同。
    北岛在这段文章里还说到,他在诗歌技艺方面,使用了“蒙太奇”的方式。“蒙太奇”是电影艺术的概念,简单的说,是通过对画面、镜头(包括音响等)的组接,实现对时空关系的重新处理。这提供了我们理解他的诗歌艺术的两个线索。一个是“镜头”— 也就是诗的意象,另一是“镜头”(意象)的组织、联结方式。在北岛这个时期的诗里,意象的使用十分自觉,意象在诗中,处于十分密集的状态,而且他使用的意象,也大多带有某种程度的象征性。也是因为这个原因,80年代有的评论家把他称为“象征诗人”。我在这里提出北岛诗歌在意象使用上的几个特征,即意象使用的自觉,密集,和意象的象征性,应该说是有一定根据的。他的诗的“象征性”效果是怎样实现的,有多样方法。有时候是靠“反复出现”来达到,类乎音乐中的赋格、奏鸣曲的方式。
    密集的象征性意象的这种情形,就有可能在诗的整体中,形成某些“意象群”。如果对北岛这个时期的诗读的比较多,那么,可以看到有一些基本的意象群的存在。一个意象群是作为理想世界、或他所说的“人道世界”的象征物出现的,是构造这个理想世界的材料。这些意象大体来自自然界的事物,如天空、鲜花、红玫瑰、橘子、土地、野百合等。这是浪漫主义诗歌经常用来表现美好事物的意象。它们带有和谐(人和人,人和环境)的、正面的价值涵义。北岛诗的另一个意象群,在价值上处于对立的位置,整体上带有否定色彩和批判意味。比如网,生锈的铁栅栏,颓败的墙,破败的古寺等。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
    夜 / 湛蓝的网 / 星星的网结
    ——(《冷酷的希望》)
    你靠着残存的阶梯 / 在生锈的栏杆上 / 敲出一个个单调的声响
    ——(《陌生的海滩》)
    我们头上那颗打成死结的星星呀
    —— (《见证》)
    让墙壁堵住我的嘴唇吧 / 让铁条分割我的天空吧
    ——(《雨夜》)
    到处都是残垣断壁,/ 路,怎么从脚下延伸
    —— (《红帆船》)
    时间诚实得像一道生铁栅栏 / 除了被枯枝修剪过的风 / 谁也不能穿越和往来
    ——(《十年之间》)
    可以看到,“网”、“栅栏”,“残垣断壁”等,在他的诗中,都在表示对人的正常的、人性的生活的破坏、阻隔、分割,对人的自由精神的禁锢。这是他对人的生存环境的理解。他的有名的组诗《太阳城札记》,基本上也采用这种艺术方法。组诗最后一首,题目是《生活》,全部只有一个字:“网”。这是一首有争议的诗,主要是说它题目比诗还长,还有就是对生活所抱的悲观态度,把生活看作受禁锢的境况。《太阳城札记》的构思,可能来自意大利康帕内拉1623年出版的《太阳城》。那是一部描述理想的书,在这个太阳城里,不存在私有制,统一分配财产,每天四小时工作,人人平等。北岛在这个组诗中,表现他对当代的“太阳城”的批判,大概是在揭示它的“乌托邦”的,矛盾、虚假的性质。他的《雨夜》,写大雨中的感觉,好像是被雨的墙和铁条所堵住和分割,置身于监牢之中。这种相像方式和意象方式,让我们想起波特莱尔的《恶之花》。我不说是“影响”,因为这无法落实。其实准确说,是想起陈敬容翻译的波特莱尔,也就是发表在《译文》(这个刊物58年以后,改名《世界文学》)1957年第7期上的那组选译。这里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在当代,有不少诗人是通过翻译而不是原文来阅读外国诗歌的。不过,现在的情况有了改变,有一些诗人的外语很好,自己也译诗。但总的说,外国诗对中国新诗的影响,还要考虑翻译的因素。比如戈宝权对普希金的翻译,穆旦(查良铮)对普希金、莱蒙托夫、拜伦等的翻译。诗歌翻译在中国现代诗歌建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还是一个研究不多的课题。
    北岛这个时期的诗,从另一个角度说,有时会觉得意象的涵义过于确定,诗的“主题”的表达,和读诗人对“主题”的探求,“通道”都比较确定。抽象的说,很难说是好,还是有缺陷。但在文革之后一段时间,既有诗的意象和形式的创新,又有某种“主题”的确定性,这种诗,应该更受读者的欢迎。那个时候,还是非常需要“主题”的,大家有许多的看法、情绪、观点要表达。北岛的好处和某些弱点,可能都包含在这里。北岛后来据说对他早期的诗评价不是很高,那是他过分的看到“弱点”的一面。
    悖论式情境
    除了意象的性质,我们还要看看这些意象的组织方式。这也许更重要。这些有着对立的价值内涵的意象,在北岛的许多有代表性的诗中,常处于密集、并置的结构方式;它们因此产生对比和撞击,有时形成一种“悖论式”的情境。如果要从现代文学中寻找相近的例子的话,也许可以举鲁迅《野草》的部分篇章。关于鲁迅在《野草》中创造的“悖论式”情境的分析,同学们可以读李欧梵先生的一篇文章。文章收在乐黛云老师编的《英语世界中的鲁迅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这本书里。李欧梵引用了一位叫查尔斯·阿尔伯的学者的发现,认为《野草》“悖论式”情境的主要结构原理,在于隐藏在意象的对称和平行的对立两极的交互作用中(第195页)。比如《野草》的题辞:“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这样的结构在《野草》中十分常见,《影的告别》、《复仇》、《死火》、《失掉的地狱》、《墓碣文》、《死后》等等。“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死尸在坟中坐起,口唇不动,然而说,‘待我成灰时,你将见我的微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里,鲁迅的《野草》是一本独无竟有的,很奇妙的书。它的思考、情绪,比北岛诗的“悖论”,要复杂,也深刻得多,下面我可能还要讲到。北岛诗中意象平行、对称的并置结构,我举一些例子: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 (《回答》)
    一切欢乐都没有微笑 / 一切苦难都没有泪痕
    —— (《一切》)
    岁月并没有从此中断 / 沉船正生火待发 / 重新点燃红珊瑚的火焰
    ——(《船票》)
    走向冬天 / 在江河冻结的地方 / 道路开始流动 / 乌鸦在河滩的鹅卵石上 / 孵
    化出一个个月亮
    ——(《走向冬天》)
    万岁!我只他妈喊了一声 / 胡子就长出来 / 纠缠着,像无数个世纪 / 我不得不
    和历史作战 / 并用刀子与偶像们 / 结成亲眷……
    ——(《履历》)
    这样的例子很多。如《归程》中的“梧桐树上的乌鸦”(不是凤凰),“陈叶”和“红色的蓓蕾”在灌木丛中摇曳,但“其实并没有风”。有时候,使用的意象本身就有着复杂的,对立意味的含义。如上面提到的《船票》,“沉船”正“生火待发”,点燃的是“红珊瑚的火焰”。我们读过鲁迅的《死火》,里面说,我坠在冰谷中,“四旁无不冰冷、青白,而青白的冰上,却有红影无数,纠结如珊瑚网。”“有炎炎的形,但毫不摇动,全体冰结,像珊瑚枝”。可以看到,北岛诗中的“红珊瑚火焰”,既包含着燃烧、生命勃发,也有着冻结、死灭的双重含义,这个意象自身,就有着对立的,悖论的因素。这种有着不同价值内涵的意象并置,和使用有复杂成分的意象的诗歌方法,它所要展示的是两方面的状况:一是环境,现实处境,一是人的行动和内心状况。从前面一点说,在当时,北岛比其他的诗人都更坚决地指认和描绘生活、历史的荒谬、“倒置”的性质。从后一方面说,它们提示了处于这一时空中的个人,在争取个人和民族“更生”时,可能陷入的困境,前景的不确定,和个人内心的紧张冲突。
    青
    灯
    现在,我们来读他的一首短诗《走吧》。这首诗不是北岛最好的作品,但比较短,对我所要讲的问题具有“典型性”。
    走吧
    走吧 ,
    落叶吹进深谷 ,
    歌声却没有归宿。
    走吧,
    冰上的月光,
    已从河床上溢出。
    走吧,
    眼睛望着同一块天空,
    心敲击着暮色的鼓。
    走吧,
    我们没有失去记忆,
    我们去寻找生命的湖。
    走吧,
    路啊路,
    飘满红罂粟。
    我就做一点笨拙的“解读”。这种“解读”。在很大程度上,是把诗“条理化”、“散文化”,这可能很要不得,好处是象我前面说的,满足我们对“主题”、“意旨”的心理需求。先看第一节的“却”字,连接了人和自然界的对比:有栖身地的落叶,和没有归宿的人的歌声。归宿,栖身地,是人获取安定感的根基,但是,正如北岛在《一切》里说的,“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河流“溢出”的这种奔腾、流动,也许只是虚假的幻觉。天空和暮色,在这里是一种并置的对立关系,是超越性的追求,及对这种追求的有效性的怀疑。拥有记忆,是人能够理解现在,设计、安排未来的保证;但寻找到的,却是“生命的湖”。“湖”在北岛诗中,是水的汇集、静止,而不是扩展、流动。在另一首短诗《迷途》中,有这样的句子:“一颗迷途的蒲公英 / 把我引向蓝灰色的湖泊”。最后,路上飘满的红色花朵,能够给人安慰,使人喜悦;但是,这些花却是有毒的。这首诗展现的是一个“分裂”、“悖论”的情境。“悖论”不仅是人的处境,也关乎人自身。不过,在断裂、矛盾的状况中,又贯穿着一个不妥协的,固执追寻的声音:“走吧”。这表现了此时北岛,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人的力量的信念:分裂的世界,“两难之局”靠人的介入,参与,会有获得弥合、超越的可能性。
    我们读过鲁迅的《过客》。北岛诗的“叙述者”,也有那个“过客”的“反抗绝望”的精神素质。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走人生长途,遇到“穷途”,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象在歧路上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过客”不接受老翁关于往回走的劝告,也不接受女孩的安慰和布施,不愿认同对虚幻前景的承诺。北岛的诗里,也有类似的表达。《红帆船》中写道:“我不想安慰你 / 在颤抖的枫叶上 / 写满关于春天的谎言 / 来自热带的太阳鸟 / 并没有落在我们的树上 / 而背后的森林之火 / 不过是尘土飞扬的黄昏”。北岛还写道:“不祝福,也不祈祷 / 我们绝不回去 / 装饰那些漆成绿色的叶子”。大概是,祝福意味着抱有奢望,而祈祷说明有所畏惧。但是,就在这希望和绝望所构成的“悖论漩涡”(这个词是李欧梵先生的发明)里,诗的“叙述者”做出向前走的决定:这是因为,归根结底他对“时间”抱有信心。相信“时间”,就是相信“希望”,就是相信“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回答》),就是相信,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岁月并没有从此中断”(《船票》),就是承诺,“除了天空和土地 / 为生存作证的只有时间”(《红帆船》),就是坚信“也许全部困难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时间总是公正的”。
    这样,我们在谈论北岛这个时期的诗的时候,还应该加进一个重要的意象,这就是“冰山”。这是关于自身、关于个体,但也是关于“一代人”的意象。它意味着坚决、执着、孤傲,但也意味着艰难、险峻。他们表示要留下一切多余的东西,“把钥匙留下”。“把梦魇留下”,留下“最后的一份口粮”留下一切可能妨碍他们意志高扬的约束,“在江河冻结的地方 / 道路开始流动”(《走向冬天》),走向最不利于他们,却最有可能与他们所要质疑、批判的对象“交战”的地方。
    最后,我要说明的是,今天讲的北岛的诗,是他早期的部分。后来,北岛的写作发生了许多变化。80年代中期,变化已很明显。移居国外之后,对自己的诗歌写作所做的调整就更加突出。对他后来的诗的阅读、分析,需要有另外的时间。从一种“风格”的印象看,也许欧阳江河的描述有一定道理:北岛近作在“诗歌精神”上和早期作品有一致性,其变化是,近作“其音调和意象是内敛的、略显压抑的、对话性质的,早期作品中常见的那种预言和宣告口吻,那种青春期的急迫形象已经甚少看见。”(《站在虚构这边•北岛诗的三种读法》)我想,这是很自然的。我们的生活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况且,北岛也已经不年轻。
    (选自《学习对诗说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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