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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吕氏著作为什么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这是与他长期以来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在浩似烟海的史籍中披沙拣金，付出极其艰巨的劳动分不开的。 他用新方法整理了旧史实。 当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不久，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诞生，五四新文化运动刚刚开展，我国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抱着怀疑态度的时候，吕思勉却已经认真学习，从思想上肯定了这种认识世界的科学方法，而且用实际行动贯彻在他的史实整理和史学著作中。他惊呼：“马克思其圣矣乎！以其所言，推诸万事而皆准，匪独经济家也！”（《沈游通信》） 当胡适在１９２０年《建设杂志》上发表文章，否定井田制度的存在时，他用新方法整理和再现旧史实，在同年５月的《建设杂志》上发表了长达七千字的学术论文，严予驳斥。 当梁启超在１９２３年的《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阴阳五行说起源于战国时代燕齐方士，由邹衍首先传播时，他第一个站出来，用新方法整理和再现旧史实，在同年２０卷２０号《东方杂志》上发表了《辨梁任公阴阳五行说之来历》，反驳了梁氏的这种主观唯心的臆断。 当章太炎撰文流露出抵制西洋物质文明的保守思想时，他在１９２０年发表的《沈游通信》中，用新方法整理、分析旧史实，阐释了“资本社会之破裂，其原因即存于资本社会自身之组织”，批评了章氏视野的短浅。 当文言白话的使用还在争议、国内还没有出版过以自学青年为对象的通史时，他却用新方法整理旧史实，在长期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写成我国第一部自修适用的《白话本国史》，在１９２０年１２月定稿付印。 由于吕思勉用新方法整理旧史实，不可避免地导致与旧说对立，必须向禁区突破。说秦桧是忠君爱国者就是一例。虽然问世以后，屡遭诋毁，但也有进步学者确认秦桧并非民族败类，而是心向朝廷的忠臣，如茅盾在１９４１年《笔谈》第三期上发表的《谈一件历史公案》，分析了宋金双方形势，认为宋高宗当时惟有出于议和一途，而且必须杀害代表流亡贵族利益的主战派首要人物岳飞以后，才能苟安于半壁河山。文章说：“杀岳飞，实在是他们（高宗和秦桧）两个串通了干的把戏！”又说：“秦桧是谨慎恭顺的，他执行了高宗的意志，而且还为了顾全朝廷和诸将的关系，他宁愿自负恶名，这难道还能说他不‘忠’于朝廷？” 惟有运用新方法整理旧史实，才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正因为运用新方法整理旧史实，敢于担当史学革命的先驱，使吕思勉先生的著述在史学研究领域里熠熠闪光！ １９９０，６，上海。 （本文发表时有所删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