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启代徐敬亚 摄
    泰山是不说话的，它本身就是一部大诗。在泰山面前，无论什么人，越是与泰山精神相近的人，一开口都会感到自己的浅薄。所以，我在与朋友的一次访谈中说：“我实在无法用语言来描述与‘多重泰山’的丰富感情”。我生在水浒故里，天性里有八百里梁山泊的浩渺和激荡，是泰山让我知道什么是厚重、怎样叫深邃。它是我人生和诗歌的根部，从1986年始，我就把自己深深地埋在了泰山上。
    1988年，我与朋友合出的第一本诗集《太阳泪》成为泰安新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新诗，到外地工作多年，也从未断绝过与泰山文友的联系，哪怕是我基本搁笔的十几年；2008年，我归来后的第一组诗作《新汉诗十九首》被《泰山》杂志作为重头栏目“泰山论剑”的开山之作，发在2009年第1期的头题，还配发了我与谭践、夏海涛的对话，以及桑恒昌先生的评文，且每一首都曾与岩峰兄有过“两地书”。可以说，关键的时刻，总是泰山给我起步的台阶、给我包容、抚爱与肯定。所以，我诗歌的血脉精神、气度胸怀都与泰山息息相关。今天梳理出的这十九首，是我二十多年来作品中直接关乎泰山意象的一组，它们同时鲜活地记录着我生存和艺术的蹁跹和创痕，是我在与命运砥砺的历程里执迷和开悟的留影。把诗写进石头里，只有泰山最合适。
    有泰山在，我知道诗应越写越短，短到恰如其分、恰到好处。我的诗都不长，并不代表我机械地反对一切长诗的写作，只是源于我的个人好恶和禀赋修养，我知道史诗的时代早已过去，史诗性的写作成为真正诗人的自律，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特别用汉字写作的人，用这么美好的文字去东施效颦是对母语的不尊重，除非个别的天才有那样雄冠古今的能量，用汉字去模仿翻译体是最大的浪费。所以我对长诗一直保持着足够的警惕。史诗所承载的东西已经被更好的艺术体式所取代，现代社会更需要审美性抒情和叙事来填补智性的不足，而不需要肆意的铺陈和没有目的的解构。故此，我的写作一直是严谨和苛刻的，如果我所获得的诗意不能二次、三次的感动我，我是不会动笔的，那样势必稀解了诗意的浓度。而经过淘汰和过滤的诗情必然不是表面情思的摹写，而要经历二度、三度内在经验和技艺的冶炼，因此，我的诗句往往有过硬的成分，在无法除去缺憾的同时又保留着泰山岩石的质地。我喜欢一石一泰山，一叶一菩提，但任何艺术都是“度”的艺术，孔孚先生的“减法”应是“加法”的反说，如一味“远龙”会让我们什么也看不清。因此我写泰山的诗，很少直接写泰山，又不能没有泰山，而且我力争在十行左右把自己呈现出来，既不“不著一字”，也要风韵流动。当然，我注重吸收先锋艺术的因子，审美是个时代感的命题，只有时代感和历史感统一的艺术才是历久弥新的艺术，但诡异的是，我们只能拥有当下的写作，这是难度，是考验，也是我们的宿命。在这组作品中，最长的19行，最短的三行，我是想说明，大的力量大多来源于小。泰山不算高，不算大，但能站在群山之上，成为五岳独尊，与体型关系不大。我知道泰山自己是不骄傲的，也不与任何山争高下贵贱，因为它内心足够强大。
    有泰山在，我知道诗应越写越慢，慢到气定神闲、开合自如。有人说，文学是慢的艺术，我说，诗不应有外在的速度，其实道理一样，看你怎么理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生长几毫米的泰山和喜马拉雅山都是慢的。诗歌不是风，诗歌是风走后沉淀下的东西，是这些东西中扎下根、开出花、结出果的那微乎其微的一点点盎然生机，是那些经历了大灾大难而活着的梦想。慢要经历与快的比赛，这个比赛与世界上其他任何比赛不同的是比慢不比快，而且这是个不经意的过程，只有经历了这一过程的作家才会深有感触，不然会被他人视为笑谈。这当然是一种历练，甚至被称为煎熬，然而，所有成熟的东西都是历经煎熬出来的，自然界中，甜是这样，香也是这样，都要经历大黑大白，大寒大热，生生死死。我在诗中说：“就是这样，我和你都被逼成了哲人/我愿意把一颗心借给你用/然后换上你的那一颗：沉静，安然，坚硬”。这话，说的有点大，甚至不自量力，不过泰山是听得懂的，因为我的感悟来自于它。只有心静如水，不是，桑先生说要心静如潭，才有静水深流，才藏得下天下万物。一块成精的石头，需要五百年日精月华的浸润，何况一个七情六欲的人、一具每个细胞都争着吮吸天光的肉体？更何况，我们的汉字被强行喂养了许多世俗的、意识形态的毒素，需要我们清洗、擦拭、保养、呵护，重新唤醒它的灵性和表现力？从这一意义上讲，优秀的诗人是天才的发掘者、发现者、护养者和使用者。这一切需要时间，是时间的过程，因此有人说诗歌是时间的艺术，但中国汉字的时间里都包含着宽阔的空间感，赋比兴就是典型的空间思维方式，言象意为其提供了通向审美意境的重要通途，这是我国古代诗学的一个重要维度。西方到了福柯、列斐伏尔和索雅才专注于空间的研究。而空间的转换给现代艺术带来的革命性刺激，本来就潜隐在我们的文化基因里，我们有时太慢，愚钝了，有时过快，忽略了。所以，真正的慢是积极的写作艺术，是不停的探索和变化。我想我的诗给了我肯定的答案。
    有泰山在，我知道诗应越写越虚，虚到胡说八道、谎说成趣。有人说诗应贴近生活，表现底层，这是没有错的，这些只是表明了诗的一个维度，而不是所有维度，更不能说成是诗的唯一或最正确的维度。任何艺术都是无法用言语说清的，也是无法用言语沟通的，只有用精神和心灵。在各种传播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艺术的“虚”是它唯一存在的优势，也是人类最最需要它的理由。诗歌就是最“虚“的艺术，谁要是不承认，谁就是言不由衷，或词不达意。泰山在前，我们知道，“虚”是飘渺的云雾，是美轮美奂，是真真切切，而“虚”的后面是山的存在，是扎根大地的博大和稳健。我曾说过，泰山需要和它一样的气魄、胸怀和灵魂的人，我们通过修炼，才可与泰山深层次交流，泰山是寂寞和孤独的，我们住在这里，可以彼此对话，互相提升。因此，泰山对于我来说，有时只是我心中的样子，它每天都不一样，它仍然是我必须面对的精神图腾。要想在艺术上有大成，必深悟从“虚”之道，化而用之。从我二十多年来写给泰山的诗看，经历了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在诗学意义上，我是不自觉地丰盈了“泰山”这个母意象的，从而建立了自己的意象体系。在1994年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启代诗歌精品鉴赏》（此书2006年再版）中，我有一首《泰山》的诗，把泰山比作“古坟”，被称为“新的创造空间”（刘成友）和“奇绝的哀歌”（刘桂传），是自省和反思之歌，并非对泰山的否定和亵渎，而是含有对“泰山”式因循守成的自省和批判，前人从没有这样思考和表现。“虚”要建立在“实”之上，是超越和引领，是对大地的悲悯和对众生的关怀，是对时代痛苦和荒谬的正视。我曾在一次诗会上讲，艺术不是胡编乱造，而是胡说八道，这是境界，“虚”的境界。在这样的时代，泰山需要我们传达出低低的哭泣和隐吞的呐喊。请看我的诗句：“除了黑，诗中还抖出时间吃剩的雪花”、“一进来，赶来的山风，迎面抱住了我的灵魂”、“从前世看今生，我是背负十字架的商人”……
    在我的潜意识里，泰山所给予我的滋养，一如宗教之于圣徒。我知道自己的精神原点就在泰山，因它的厚重而不漂移；我知道泰山给了我定位，使我心游万仞而不偏离坐标；但我更知道，泰山是我的，但我不会据为私有，我会把我的泰山移植到我的作品中，让它属于全人类。所以，这些诗，无论反思性诅咒、赤子性赞美、还是孤苦无助时的哀鸣，都是我在不同境遇、不同层面、以不同方式说出的真话。
    泰山无言，而我饶舌，好在诗存，剩下的让文字自己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