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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从唯物史观到社会主义的导向 吕思勉治史的进化论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的。 成书于１９２０年的《白话本国史》，吕思勉在《绪论》里谈到历史研究方法时，就曾告诉研究者，“用经济学的眼光，去研究食货一类的史实，就可以知道社会的生活状况，就知道社会物质方面，物质方面，就是社会进化的一种原因”。这就是承认社会的物质生活是第一性的。这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可以说是贯穿于全书的记叙中。以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大变迁为例，他既指出大变迁的动因是由于生产方式的改进，又描述了大变迁的结果是旧制度的崩溃：“（１）贵贱的阶级破，贫富的阶级起；（２）共有财产的组织全坏，自由竞争的风气大开。”这就是生产力的发展促成社会制度的变革。 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特征之一，不仅承认社会的物质生活是第一性的——它是人们的感觉、思维、意识的来源，是决定社会的精神生活的，而且还承认社会的精神生活，又反过来能动地作用于物质生活。本着这一认识，吕思勉在论述汉初的社会机制时说：“要考察社会的情况，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都得注意的。精神方面，固然要受物质方面的支配，物质方面也要受精神方面的支配。” 而且他还发现：《史记》的《货殖传》，已经体现了朴素的唯物思想。他对这篇写作于公元前一个世纪的《史记·货殖传》评价说：“把社会上的形形色色，一切都归到经济上的一个原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不过如此。” １９２８年，他看到有些人在攻击马克思主义学说，便在阅读英国弗林特的《历史哲学概论》时，写下了这样的眉批：“马克思之说虽受人攻击，然以中国史实证之，可见其说之确者甚多。” 吕思勉不仅对马克思的学说，而且对马克思的人格，同样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俾斯麦尝多方以贿马克思，马克思不可。马克思食不饱，寒不能具温火，身多病而又丧其妻，知年寿不可永，卧榻上，犹强自力著书，终未成而死，以敝衣殓，而俾斯麦不能夺其志。知之明，故守之坚也。竹箭有筠，松柏有心，则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国无道，至死不变，强者矫，不亦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之大丈夫乎？何期于百世之下遇之！”（《沈游通信（四）》，１９２０） 到了１９４５年，吕思勉在《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谈了他长期从事史学研究的体会，他告诫研究者说：“马克思以经济为社会的基础之说，不可以不知道。” 又说：“以物质为基础，以经济现象为社会最重要的条件，而把它和现象看做依附于其上的上层建筑，对于史事的了解，实在有很大的帮助的。但能平心观察，其理自明。” 正是这种唯物史观的考察，最终必然会导向社会主义的实践。在１９４４年出版的《吕著中国通史》下册里，作者明确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我国历史长期以来存在的“主张均富贫”的思想，因而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更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考察，作者在叙述农业生产“自粗耕进于精耕”后指出：土地私有制和小农制，是“农业进化的阻力”，因此惟一的出路，只有改变生产方式，改革制度，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特别是最后一章《革命途中的中国》，不仅启示我国必然走向社会主义，走向民主政治，而且还用“大器晚成”这样的话来预祝我国抗战必胜，社会主义必将建成。 平反：把王莽从“十恶不赦”的泥坑里拉出来 《白话本国史》充分反映了吕思勉以唯物史观为准绳，敢于突破禁区，勇于献身学术事业的革命创新精神。为王莽平反就是一个例子。 西汉末年，政治腐败，豪强暴虐，官商兼并土地，田连阡陌，农民流离失所，纷纷起义。统治阶级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便产生“王莽改制”事件。 王莽出身贵族，公元９年，篡汉自立，国号曰“新”。他把全国土地改称“王田”，私家奴婢改称“私属”，都不得买卖。同时还改革币制、专卖盐铁等。由于他违背了经济原理，妨害到地主和商贾的利益，以致“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汉书·王莽传》）。后世都骂他是个“十恶不赦的”。 吕思勉不为陈说所囿，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分析考证，终于得出不同的论断，称誉他为“社会革命家”，并为他辩护，明确指出：井田的建立，剥夺了大地主的利益；贸易贷款等的改制，抑制了豪商巨贾的重利盘剥，保护了小商小贩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因此，王莽改制的指导思想，确实是“为民请命”；他的篡汉自立，也是为了实现改制。 在个人品格上，作者更盛赞王莽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献身的精神。最后，还带着惋惜的口吻说：“咳！王莽这种人，在政治上虽然失败，他的道德，他的人格，毕竟是深可景仰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