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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9世纪后期，江南已经出现了一个相当发达的农业经济。我虽然不同意“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论，但是也承认宋代江南农业确实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在农业技术、亩产量、商业化、劳动生产率等主要方面，江南无疑都走在当时世界大多数地区的前面。如果我们只是从11—13世纪的情况来推测未来的发展，那么肯定会认为：如果世界有一些地区将可能出现近代农业革命的话，那么其中最有希望的地区之一就应当是江南。一直到17世纪初期，无论用西欧或者其他地区的标准来衡量，江南农业仍然是相当先进的。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学派对17世纪中期以前江南农业发展已经取得的成就和所达到的水准，予以很高的评价，并且相信它完全可能出现西方式的近代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然而一直到20世纪中期，这个近代农业革命始终没有出现。学者们将其原因归之于农业技术停滞、人口压力加剧、农民生产经营规模狭小、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以及地主、商人和国家对农民剥削的加强，等等。他们假设：如果消除了这些因素，江南农业仍然可能甚至必然会出现近代发展。然而事实却是：尽管江南的人口压力由于太平天国战争（1853—1864）而大大减轻了，西方的近代农业技术也逐渐传入了江南，但是到1949年为止，江南依然没有出现近代农业革命的征兆。1949年以后，江南农村社会被彻底改组，旧的生产关系随着地主、商人阶级的消灭而不复存在，过去的小规模的家庭农业被改造为大规模的集体农业，近代农业技术也开始被有计划地积极引进和推广。然而，在1949—1979年的30年中，尽管江南农业也确实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却一直在下降。[5]农村依然很贫穷，农业生产技术和方法仍然很落后，距离近代化还是十分遥远。 总之，近一千年来江南农业经济的变化，总是和我们对它的预期相违：在我们预期它会出现近代发展的那些时候（例如在宋代或明代后期），这个发展并未出现；在1949—1979年间，尽管国家积极地采用那些大家认为会促进近代发展的手段来推动这一发展，结果却是以失败告终。然而，在1979年以后，这个发展却又出人意料地出现了。更出人意料的是，这个发展所走的道路完全不同于我们心目中的那种近代化道路。由此可见，“脱离常轨”确是江南农业经济变化的常态。这里我们要追问的是：原因何在？ 西方中心论与江南经济史研究 简单地说，“脱离常轨”之所以成为江南农业经济变化的一贯特点，是因为这个变化实际上所走的道路，和我们心目中它应当走的道路很不相同。那么，我们心目中的经济发展道路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总是把这种道路作为经济发展的正常轨道呢？ 很明显，我们心目中的中国经济发展应当走的道路，实际上就是西方经济发展已经走过的道路。而我们之所以把西方走过的道路当做“正常轨道”，又是因为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在我们的研究中占据着统治地位。 我国的经济史学是从西方和苏联引进的，它们又都以19世纪的西方学术为基础。19世纪西方社会理论的主要特点之一，是以西方为中心，把西方经验（特别是近代早期以来的西方经验）视为人类社会变化的共同的和必然的规律。非西方社会中的变化也被认为基本上是沿着与欧洲相同的道路，尽管在这条道路上走得很不成功。这种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也成为了中国经济史学的基本观点之一。因此，每当发现中国历史上的某些经济变化与近代早期西方经济成长有相似之处，我们就认为这是中国会发生近代经济成长的证据；[6]相反，中国与西方的相异之处，则被视为中国之未能发生近代经济成长的障碍；而如果消除了这些障碍，中国仍然会出现近代经济成长。[7]因此，许多中国经济史家所进行的研究，实际上是一种预先设定了结论的研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力图把中国历史的真实，硬塞进西方近代早期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由于中国的实际与西方模式确实有很大的差别，所以从西方模式来看中国的历史，自然发现中国的经济发展总是不合规律，脱离常轨。 这种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在最近一二十年中已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破除西方中心论、从中国实际出发来研究中国历史，正在成为新一代学者的共识。西方中心主义之所以应当破除，不仅是因为实证研究证明了西方的经济成长模式难以适用于1850年以来中国经济变化的实际，而且也由于这种模式本身存在严重问题。 首先，近年来关于欧洲经济史的研究已经表明：过去公认的“近代西方发展道路”并没有普遍性，因为工业革命和近代资本主义并非到处可以出现。不仅如此，工业革命和西欧发展道路也不一定必然联系在一起，因为即使在西欧，近代早期的经济发展也不一定会在每个地方都引起工业革命。事实上，就是在英国，工业革命为什么会出现和如何出现，至今仍然还不清楚。关于工业革命的较近研究指出：在西欧，工业革命并非不可避免的。[8]如果在西欧情况尚且如此，那么中国在1840年以前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怎么可能必然最终导致工业资本主义的出现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