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坚信从西方经验中获得的发展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许多学者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都把这些模式当做不容置疑的真理，有意无意地将其强加于中国实际。然而，这些模式近来正在受到猛烈的批评，并在许多方面已被证明是谬误。一些激进的学者因此而明确声称：如果要改进对中国经济史的认识的话，就必须摆脱一切从西方经验中得到的原理、分析概念乃至认识规范。由于对现在使用的理论和方法感到惶惑，中国经济史学界出现了一股怀疑主义思潮。一些学者甚至主张中国经济史研究应当回到以考证为主的旧日汉学去。今天中国经济史研究出现的这种危机，并非一种孤立现象，而是过去几十年历史学遭受的全球性理论危机的一个反映。如何对付这个危机，虽然学者们在许多方面尚未达成共识，但是有一点已经很清楚：要使中国经济史学“转危为安”，就必须正视这个危机，不能回避。 在《江南农业的发展》一书中，我重点讨论了明清江南农业经济的变化。江南，即长江三角洲，位于华东，自公元9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国经济上最先进的地区，并且在今日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火车头的角色。而本书中所说的明清时期，始于16世纪中叶，终于19世纪中叶，也被称为中国的“近代早期”。 “脱离常轨”——江南农业经济变化的常态 在过去的20年间，江南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此方面，无锡县可以说是一个代表。[1]虽然该县很早就被认为是中国较富裕的县份之一，但在1980年代以前，它一直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县，农村人口占了全县人口的绝大部分。直到1983年我第一次到该县调查时，农村仍然相当贫穷。许多人家还住在土坯和稻草建成的老房子里，新建住宅的式样和内部设施也很差。很少人家有彩色电视机，没有私人电话，没有自来水，自行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然而自1979年开始，该县农村经济的发展步伐逐渐加快。在1980－1994年间，该县的国内生产总值年成长率高达20％以上。到1994年，全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5000元[2]，比全国平均数字高出3倍以上。而这一高速成长的主要动力又是来自农村。到1993年，农村工业产值已占到该县工农业总产值的85%，而且绝大部分农村劳动力都在农村工业中工作，因此可以说该县农村已经工业化。但是这个工业化并未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到1994年，该县农业生产已基本实现机械化，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在一些村子，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每人每年平均生产粮食超过11吨，劳动收入大大超过农村工业企业中工人。由于经济的高速成长，农村居民的收入也随之大大增加。[3]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因此而有巨大的改善与提高，几乎全都搬进了式样美观、内部设施完备的新住宅，彩色电视机、自来水、洗衣机早已普及，电话、录像机、煤气、摩托车等也正在迅速普及之中；甚至大多数中国城市家庭不敢想象的高级奢侈品——小汽车，也逐渐进入这里农村居民的家庭。 江南大多数农村的情况，与无锡县大体一样，只是在程度上不同而已。因此我们可以说，在过去十多年中，江南农业经济有了巨大的进步，已经初步实现了近代化。 江南农业经济20年来发生巨变的原因何在？人们通常将其归功于1979年开始的改革。这一改革否定了以前30年实行的大部分农村经济政策。这些政策阻碍了江南农业经济的发展，所以改革才引发了巨大的经济进步。然而，不论在1979年以前还是以后，中国领导者在制定农村政策时，主观目的都是尽快地实现农业经济的现代化。[4]他们力图使用其所认为最佳的方法来达到这一目的，但是这些方法却有着巨大差别。1979年以前所采取的主要方法，是把家庭农业改造为集体农业，从而实行大规模的经营；取缔农村手工业和商业及限制农家副业，使农民专力于农业，从而实行农业生产专业化；等等。而1979年开始的改革，却使集体农业回复到家庭农业，从而使农业经营方式又从大变小；恢复和发展农村工业、商业和副业，使农民又变成了“亦农亦工”、“亦农亦商”的生产者；等等。 对于今天的大多数中国学者来说，1979年以前所采取的那些方法，似乎十分合理；而1979年以后的“回归过去”的方法，反而有些难以理解。原因是前者符合那种公认的农业经济近代化的“正常道路”，而后者则与这种道路难以相容。因此，虽然人们都承认1979年开始的改革的确导致了江南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但是他们对1979年以前和以后政策所体现的农业经济近代化方式及其后果却感到迷惑不解。人们只能说：江南农业经济的变化脱离了近代经济发展的“正常轨道”。 令人迷惑不解的还不仅限于此。江南农业经济变化的“脱离常轨”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新情况。如果从一个更长的时间范围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在过去的一千年中江南农业经济的变化，也总是“脱离常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