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丰子恺漫画《春日游》
    和汪曾祺先生结缘，是因为小说 《受戒》。村里人夸小和尚明子字写的好，因为“很黑”。荸荠庵的和尚们在大殿门口摆了桌子斗纸牌、搓麻将，“常来的是一个收鸭毛的，一个打兔子兼偷鸡的，都是正经人。”第一次读到这段时，我年纪尚小，笑了又笑。翻看作者名，觉得眼熟，麻溜儿地从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编的“名家散文集”里找到了这个名字。原来就是写 《跑警报》 那位：“有人带金子，必有人会丢掉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捡到金子。”还有碎瓷片在防空洞两边嵌出的对联：“人生几何，恋爱三角”。
    读书那会儿，我所受的文字审美训练相当正经：所谓美文，必得字词堆叠，文以载道，总之是板着脸孔的。而汪先生这股子不管不顾的幽默劲，这些闲笔，却没有哪怕一丁点微言大义的“作家负担”，仿佛随口一扯：“跟你说有个事可好玩了!”
    这样也可以吗? 但这样多么有趣。
    汪先生的文字让文学意识尚且不清晰的我，朦胧却真切地感受到，在所谓严肃文学和故事读物之间，也许并不存在清晰界限。言为心声，也许并不需要传达什么高大上的意义，阅读能够满足私人感受，文学的瞬间变成私人经验中不能忘却的时刻，这是多么奇妙惊异的体验。我从汪先生那些琅琅上口的故事里获得了阅读的释然，换来一点少年人自以为是的“豁然开朗”，在阅读趣味上从此绝尘而去。
    这是20多年前的事了，回想起来，那时汪先生尚且在世吧。
    在那个阅读资源远不如当下丰富的年代，汪先生的作品在有趣之外，让我看到更大的世界。安乐居里的兔头和一毛三的酒，昆明学生宿舍木板床底下的三堆鸡毛，从扬州往高邮的客船上有人唱“你把那冤枉事对我来讲”……以小说论，汪先生没有长篇，也谈不上惊天动地的情节，他自己说“虚构不了”，常常担忧人物原型取材太过明显，“人家会不会找上门来”，江浙水乡的家长里短，西南联大的奇人异事，北京京剧团的老少爷们，几乎所有的故事都在这“三大舞台”上轮番上演，也似乎没什么明显的起承转合，悲欢跌宕举重若轻，只像是一壶薄酒秉烛夜谈，声音低低的，得趣处几声坏笑，但全无嘲讽之意。
    读得多了，渐渐感受到某种干净的水汽。流淌在汪先生文章里的气韵，仿如乡镇间清澈的河水，在油菜花和蚕豆田之间绕着，随便人打一桶，回家淘米煮饭去。
    这种质朴浑厚的“地气”，来自一种细致入微的观察，比如卤味摊子发达了就点起汽灯，开水店烧水的粗糠从何而来，穷学生怎样给没底儿的皮鞋写诗，只有京剧团才穿直罗外裤。种种细节历历在目，似乎都是闲笔，但正是这些让故事变得丰富饱满，摇曳生姿。
    细节与趣味还是两回事。以上罗列的种种细节并非其他人看不到，但太多正经严肃的作者们看不到细节闪烁的趣味，不觉得值得在野心勃勃的写作里提一笔。汪先生文里的盎然趣味，来自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天赋。他对“七十二行”抱有一视同仁的好奇心，对市井生活有了解但不审视，所以才能写出：“这实际上是个窝棚，必须爬着进，爬着出。但是据说除了大雪天，冬暖夏凉。”他对人物也是如此，对普通人有同情但不悲悯，只像是叙述朋友的经历遭遇，白描出一个个生气盎然的灵魂。
    中国写作传统中有一种“以个人命运展现时代变迁”的追求。但汪曾祺不喜欢，他拒绝把活泼泼的个体“抽象化”。他的写作当然有明确的价值倾向，《岁寒三友》 那个近乎梦幻的结尾就让人拍案称快。但更多时候他只是娓娓道来：凡人都有毛病，凡事都有曲折，一路有雨，一路有风，也都是情理之中，哪怕乱世困窘，照样能自得其乐，而且这自得其乐并无高下之分。
    这点悠然，形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诗意，尽管他自己未必愿意成为这种诗意的主角。我有时候会觉得，汪曾祺沉浸于作为观察者和讲述者的乐趣，作为作家，他所贪恋的这点乐趣也许妨碍了他的文字延伸向更深远的意义，难得几篇诸如 《虐猫》 和 《天鹅之死》 之类的黯然与绝望，实在有些直白单薄。但作为读者，阅读汪曾祺实在是幸福的，就像找到一个博闻广记会聊天的朋友，可遇不可求。
    汪先生的儿子，《多年父子成兄弟》 里的那位“小汪”，供职于我所在的报社，我入行时，“小汪”也是老汪了，夜班的时候，总看到瘦高个的他拿着版样忙忙碌碌。汪先生晚年从蒲黄榆搬到虎坊桥一带，终老于此。那是个周围都是胡同，有大树枝叶披拂的院子，有人在自行车棚里挂一只灵巧的八哥，整日高声大气的叫：“几点啦?”“王大哥，喝酒!”这点市井气，颇得汪先生文章的意趣。
    至于那些在闲谈间、在各色人等的怀念文章里，所听闻的许多有关他的段子，则多有江湖之远的况味。
    比如汪先生年轻时失恋了，睡在房里两天两夜不起床。朱德熙来了，“卖了 自己的一本物理书，换了钱，把曾祺请到一家小饭馆，还给曾祺要了酒。曾祺喝了酒，浇了愁，没事了。”
    比如78岁的王世襄给汪曾祺家打电话问地址，末了来了，掏出几个茄子，说：“刚才在虹桥市场买菜，看见茄子挺好，骑车送过来，尝个鲜。”之后没说几句话，王先生就走了。“这一来回，骑车得半个多小时。”
    后来，我和已经是“老汪”的小汪熟识起来。听他回忆，汪先生管他们叫“大狗、二狗、小狗”，他们叫他“老头儿”。老汪和弟妹们合写 《老头儿汪曾祺》，恬淡幽默，从容坦白。其中写道：“爸爸和一些作家联名发表声明，支持韩少功，旗帜十分鲜明。其实，他对两边的情况都不清楚，既没看过 《马桥词典》，也没有看过批评 《马桥词典》 的文章，他之所以站在韩少功一边，是因为以前和韩少功有过接触，‘觉得这个人挺不错’。由此可见，爸爸是很感情用事的。”
    这未尝不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范本。这个时代是这么快，充满着自我证明的压力，但汪曾祺以其人其文，实践了另一套自行其是的方法，也能有所余裕，饶有兴味。“老头儿”有几句诗，说“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斯人已去，这些苦笑、微笑、坏笑、大笑着的暖意，恐怕还将长久地愉悦和安慰更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