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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涛:界限、增量、晦涩与隔膜——关于“文学批评”的札记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文艺报 张涛 参加讨论
一 如果我们认同或相信“文学批评”是一种精神与思想活动的话,我们就该反省或自觉文学批评写作中的界限问题。每一位批评者的阅读经历、思想资源与精神趣味都是“独异”的,尽


    
    
    如果我们认同或相信“文学批评”是一种精神与思想活动的话,我们就该反省或自觉文学批评写作中的界限问题。每一位批评者的阅读经历、思想资源与精神趣味都是“独异”的,尽管批评者们可能在最基本的一些问题上存在着“共识”,但在这仅有的共识之外,可能在批评者间呈现更多的是“差异”。但我们看到的批评文章,却往往是以“共识”为主的,这种共识不仅体现在文体风格、对作品的评价,也体现在批评对象的高度重合上。我以为,批评对象的高度重合这一问题,是需要我们进行反思与自省的。或许,这些被批评的对象都很重要,但这些重要的对象未必都适合每一个批评者。作为精神、思想活动的文学批评,批评者应该与批评对象间有一种“契合”的关系,只有具备了这种在思想、精神上的契合关系,批评者与批评对象间才会产生真正的精神、思想的共振。这样的文学批评才是有血肉的,也是有精神含量的。也正因为此,我们应该尊重批评的“界限”、认识批评的“限度”。我以为,这是我们从事文学批评的一个基本前提与职业自觉。当然,伴随着自身的阅读与经历、境遇的变化,我们的精神、思想结构也会出现变动,或者批评对象本身刺激了批评者的“潜在因素”,自然批评的对象也会随之调整变化。批评的界限会是变化的。尽管批评的界限会出现变化,但批评的界限意识是我们要时常记起的。
    
    我们现在对当下的文学批评有一个集中的不满与诟病,就是批评文章写得不够“好看”,不够“好读”。批评文章的晦涩难懂,缠绕繁冗,已经让大家对文学批评敬而远之或者怒目而视了,所以我们现在才重提那些“好看”、“好读”、充满感性、灵性的文学批评。尽管我们都很欣赏那些才华横溢、酣畅淋漓的批评文章,但是我们还是禁不住要追问,除了“好看”、“好读”之外,还有哪些因素来支撑文学批评这样一种文体或这一职业存在的根据,换言之,仅靠“好看”与“好读”足以支撑文学批评的存在价值了吗?我的答案是否定的。理想的文学批评,在“美文”之外,还应该为我们提供知识或思想上的增量。这种知识、思想增量的获得,是“美文”所无法独自完成的。当批评面对文本时,一方面要见其所见,另一方面还要见其所未见,而这“未见”就是批评文章带给读者的知识、思想增量。文学批评固然要好看,但更要有洞见。给读者带来文本之外的精神、思想增量,是文学批评作为文体与职业存在的一个内在理据。
    
    在文学批评中,才情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常常为那些充满性灵、才气,气贯长虹的文章所折服。但才情如禀赋一样,基本上是先天的,靠后天的努力也改变无多。如此偶然的才情,也许只是文学批评中可遇不可求的东西。但才情之外的东西,却是可以锤炼锻造的。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就明言过,如果一个写作者要想成为伟大的作家,就必须浸淫在欧洲伟大的文学传统中。在个人才华与伟大的文学传统之间,艾略特更看重对文学传统的习得在一个写作者成为伟大作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我想把艾略特的观点平移到批评家的身上也同样。一个优秀的批评家或好的批评者,除了才情之外,还应该有自己的批评谱系、批评理论或批评传统。这种批评的理论、谱系与传统,就是批评的资源与标准。
    在当下的文学批评中,“学院派”批评往往被诟病为没有才情,不够漂亮,缺少灵性。这样的批评固然有其针对性,但也有其偏见与不见。学院派的批评就是应该以知识、理论谱系或思想传统见长。而康德有言“理论总是灰色的”,老黑格尔也说过“去读那些引起头疼的书”。无论是“灰色”,还是“头疼”,都是在声言理论的一个特质,那就是晦涩与难懂。当然,这种晦涩与难懂是对一个读者智性的挑战。与此同时,通过系统的学习与阅读以及智性的付出,理论也会呈现出自身的“清楚明白”与内在逻辑所在。所以,“生命之树常青”也只能是在知识、理论的谱系中,个体与某种理论、某些理论实现了相互的接纳、接引。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对于“学院派”批评而言,晦涩与难懂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只有通过对相关理论谱系的学习,才能够穿透这晦涩与难懂的屏障,达到一种“澄明之境”,借用一个概念来说,这样的文学批评是写给那些“有准备的读者”的。
    
    无论是批评家还是作家,作为独异的个体,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之间都是互相隔膜的,这种隔膜是一种无法克服的先验存在。可能很多作家都觉得批评家的文章没有谈到作家想听到的话,或者说作家认为他在作品当中想要表达的最精彩之处没有被批评家发现。批评家与作家在这个意义上的隔膜,我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伪问题。因为批评家有他自己的知识结构、思想资源、文学趣味,等等。这些方面决定了一个批评者的“洞见”与“不见”。可能这些“洞见”会与作家想要表达的东西偶然重合了,亦或这些“不见”与作家试图叙述的想法失之交臂了。凡此种种,这些偶然的重合与错过,都是时常出现在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批评家所关注的问题或许就是他能够发现的问题。我觉得批评家不一定就是要和作家自己声称要表达的东西强求契合,尤其是不要根据作家的“创作谈”等文本之外的各种阐释去修正自己的“洞见”与“不见”。而且我认为,批评家最需要关注的就是作家在文本当中呈现出来的,而作家事后对这个文本的阐释,我觉得都不是批评家要面对的最原始的文本,批评家要面对最原始的文本发声。
    批评家与作家的相遇与契合,靠的是“趣味相投”,有时也要看“因缘际会”。这样的相遇与契合,往往也是可遇不可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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