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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本《京朝集》的一大特色是保留了大量的名家批点资料，不仅涉及对船山某篇诗歌的理解，更折射出鲜明的诗学思想。在诸家中，以陈鳣与陈用光、吴嵩梁的批点最为丰富，更值得重视的是，两派截然不同的文学观念以批点的形式在稿本中形成了激烈的交锋。对于治中国文学批评史者，这样的文本样态尤值得注意。 陈鳣俨然是以诗歌裁决者的姿态进入到对稿本《京朝集》的批点的，在卷首的总批中，陈鳣在诗歌主题的选择和诗歌用词的斟酌上都对船山提出了要求。事实上，比起陈用光，他对稿本中诗歌的取舍标准更为严苛，在七百多首诗歌中仅取百馀首，远远少于陈用光，更比不上船山自选诗歌的数目。即如此，陈鳣犹嫌所存诗已然太多。陈鳣自言所删诗歌都是“狂放谐戏之作”，对船山诗中屡现“醉”字、“贫”字也表示不满。检点稿本，凡是题为“戏作”、“戏咏”、“戏题”等流露游戏意味的诗歌，几无一首不被陈鳣以朱笔批为“删”，只有《夏日戏作(其一)》除外。其诗全文为“一月不寻巾袜，六时常枕诗书。欲问空山猿鸟，此官情味何如”，此诗表达的热衷学问而淡泊功名的雅怀，不同于“谐戏之作”。其他在内容上无深刻内涵，浅易佻巧之诗，皆不能入选。船山诗书画三绝，稿本中有大量的题画诗，被陈鳣看重的就少之又少。陈鳣反对的是戏作，那他肯定的进而圈存的是什么主题的诗歌呢?在《冬日饮酒偶然作》中，陈氏批道：“其实集中可存之作，仍皆合于古人诗也。”可见，是否合于“古人诗”，是陈鳣对稿本中诗歌去取的标准。至于何为“古人诗”，陈鳣并未明言，但从其对诗歌的删存以及批注上，大可一窥端倪。 稿本有诗787首，陈鳣仅选107首，这107首诗无疑是合于陈鳣对“古人诗”的定义的。首先从主题上看，稿本中凡是涉及人伦道德而又不是流于应酬的诗歌，陈鳣一概批为“存”，如《朱孝女诗》、《秦节妇江氏诗》、《乙卯春日寄怀外舅》等。哪怕是一贯反对的“谐戏之作”，一旦涉及人伦道德的，陈氏也能网开一面。如张问陶在甲寅年作《二月二日预作生子诗》，其时年过而立，尚无子息，故诗中充溢着狂放之态。而事与愿违，是年诞下一女，船山编订诗集时将此诗删去。陈鳣却例外将此诗批为“存”，其理由是“虽戏笔，然爱之正不能剧也”。人伦主题之外，船山对于出处进退以及读书与为官之间关系的思考也引起了陈鳣的关注。作《京朝集》时，船山官于冷曹，心悬家山。辛酉年时陈鳣也沉浮科场，于京师久雨之时困居冷斋。船山诗中的此类主题更能引起陈氏的共鸣。陈鳣在《七月十九日得家书》“薄宦浮沉难进退，乡书简略为平安”旁批道“是为理，为颠扑不破”，足见其对船山此种心态的认同。这种认同全面流露于他对船山诗歌的去取上。最明显的莫过于《宦味》，是诗《船山诗草》未收，陈鳣却情有独锺予以存留。其他诸诗如《夏日》(16)、《四月十一日夜作》(17)等都因抒发了对游宦生涯的厌倦而为陈氏所青睐。陈鳣在《题何兰士方雪斋诗集》处批道：“存，非以其格调也。”既不以其格调，恐怕就是因诗中有“应官公事急，避俗道心坚。不作文人想，挥毫自洒然”之句，与陈氏心有戚戚焉。 船山的诗学思想在其任职翰林时已经形成，其论诗以性灵为尚，并得到性灵派领袖袁枚的激赏。稿本中的诗歌大都表现出追求性灵的倾向，大多以轻灵晓畅之笔对生活加以记录。陈鳣对这种诗风却表示出怀疑与质问。《论诗十二绝句》集中反映了船山的诗学追求，陈鳣就一首不予圈存，并在相应之处批上自己的不同看法。如第一首：“咸英何必胜箫韶，生面重开便不祧。胥吏津津谈律例，可能执法似皋陶?”本是鼓励作诗自出机杼，反对一味参考“律例”。其中律例应指诗歌的章法格律等。陈鳣批道：“二者不可偏废，近诗之病却在全废律例。”在陈氏来说，“律例”仍是不容忽视的，其重要性不弱于性灵。第六首：“想到空灵笔有神，每从游戏得天真。笑他正色谈风雅，戎冠朝服对美人。”船山这里强调的是风雅之诗要于天真之际以空灵之笔写出，陈鳣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批道：“何以处杜韩?”在陈鳣看来，杜甫、韩愈的诗歌是风雅的代表，却少有空灵之笔。这涉及二人对先代诗歌经典的认知方式。再如第十首：“文章体制本天生，只让通才有性情。模宋规唐徒自苦，古人已死不须争。”唐宋诗之争一直是清代诗学的一大聚讼所在，归根结底是诗歌创作究竟是要学唐还是学宋的问题。船山从性灵诗学的角度出发，否定此种争论的意义。陈鳣却说“各有所宗，自不必争，而规模不可尽废”。显然，陈鳣认为唐宋诗毕竟还各有供后人学习效仿之处，清人的唐宋诗之争自有其意义。 也正是对“律例”的坚守和对“性灵”的不信任，陈鳣常在批注中对船山诗句加以指点修斫。或议其章法，如《余不喜作乐府心兰诗会中有以行路难命题者戏作此应命一笑而已》批道“后半太慢”，《小雪日》批“起太古，后不称”，皆是从全篇结构布局上着眼；或论其字句，如《甲寅腊月二十四雪中祠灶诗》，陈鳣批评“语句太不简练”，《北半截胡同寓斋初春感兴(其四)》“路踊揶揄鬼”句，批为“语尽粗”。陈鳣还喜欢以自己的诗学观对船山诗中的个别字词加以修正，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冬日即事》有二句“疏篱围径曲，孤树荫门高”，陈鳣易“围”为“绿”、“孤”为“古”、“荫”为“对”，并在旁得意地批道：“所换三字，当予我三千金不?” 船山终究为乾嘉年间知名诗人，自有其诗才诗力，抛却性灵律例之争，陈鳣也时常流露出对船山诗句的激赏。如其评《醉歌行》为“长歌中，此诗较莹”，评《送黄春帆炳奎之湖南时年二十五癸丑分发知县》一诗为“四十位贤人全合古格，不易得也”。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诗之所以被肯定，是缘于其符合陈氏的诗歌审美标准。 陈鳣在批点中捍卫着其心目中“古人诗”的典范与律例，陈用光、吴嵩梁则更多地体现出对性灵说的赞同。比起陈鳣，陈用光、吴嵩梁与船山的关系要密切得多，诗学观点也更为接近。陈用光在京师应试为官期间，与船山来往颇密，“袖诗屡诣船山扉”(18)。二人无疑是亲密无间的挚友，陈用光曾在诗中这样描述船山对他的影响：“浃月不相见，襟期谁与论”(19)，“一见消烦虑，如何不命车”(20)。从中可以看出，船山、硕士二人无疑是心意相通，引为知己。正是彼此的熟悉，陈用光这样全面评价船山的才华：“画为写意高人笔，诗是登坛大将才。”(21)吴嵩梁也与船山来往颇密，在著述中也常表达出与船山类似的观点。如其论作诗的要领时说：“学诗虽一端，其妙兼众体。材力任发挥，性情乃根柢。”(22)在对性情的强调上与船山大同小异。在《石溪舫诗话》中，吴嵩梁尝记船山好酒，对其喜好饮酒的作风持理解之同情的态度(23)，和陈鳣对船山好言“醉”的批评大相径庭。此外，《怀人诗·张船山检讨》、《书船山诗后》等无不表现出吴氏对船山诗歌的欣赏。船山在诗集中也分别有诗记载着与陈、吴的同道之感，如《答陈硕士》、《壬戌初春十一日雪窗遣兴和吴兰雪孝廉辛酉除夕原韵》等。 陈、吴二人看到稿本在陈鳣后数月，陈鳣用朱笔批点，陈、吴则用墨笔(执笔者为陈用光还是吴嵩梁已难辨认)。陈鳣存诗107首，陈用光则在285首诗后钤“硕士印”表示肯定，其数目是陈鳣的2.6倍多。在这285首诗中，仅有84首被陈鳣批为“存”。许多陈鳣未选、后来收入《船山诗草》的名作，如《论诗十二绝句》、《梅花四首》等，皆被陈用光慧眼识珠、钤印标出。 如果说诗歌取舍中的不同所包含的诗学观念的差异尚是隐然的话，陈鳣与陈用光等人批语中的对立则将这种差异公开化了。陈、吴二人的批点，多有针对陈鳣的观点而发者，附和者少，反驳者多，无论是对字句的微观评价，还是对诗歌宗旨的宏观理解，陈用光等人皆异于陈鳣。比如《赠邵五》“我亦付之可解不可解，譬如燃犀一照妖魔骇”句，陈鳣的评价是“句芜不亮”，硕士的观点却认为“二语亦不可删，下二句非转换语也”，不单单论这两句诗的优劣，更是着眼于全诗，肯定其在全篇起承转合中的作用。最明显的例子是《论诗十二绝句(其一)》，陈鳣认为性灵和律例不可偏废。陈用光等批道：“批亦是，但是诗究以性灵为主。蒙之推挹船山以为不可及者，因性灵也。”双方都认为诗歌中性灵和律例缺一不可，但在孰轻孰重的问题上却各有鲜明的看法，其交锋意味可见一斑。 当然，陈、吴二人对船山诗歌并不完全赞同和接受。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对船山诗体纯正性的议论。陈用光曾师从姚鼐、鲁一同等桐城派名家，其本人也被视为桐城派古文家，对桐城家法中的“雅洁”领会于心。吴嵩梁在诗歌上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认为“清字当为诗家第一妙谛”(24)。因此，二人都非常强调诗歌文体的纯洁性，他们对船山诗歌的批判性意见也都是由此而生发的。《醉后劝胡十四唐作时文歌十三日》诗是张问陶诗集中少见的以文为诗的作品，旁边的墨批即为“杂入文、赋中语，便不佳”，又如《仓史造字图为渊如前辈题》，陈用光等批道：“作此等诗必须笔力崭绝，音节铿锵，不可杂入文赋中语。此作得之矣。”清代性灵派诗人袁枚、赵翼、张问陶等人大都强调诗中有“我”，看重性情的流露，这种诗学倾向在近体诗中还能得到较好的实践，而由于过分强调个体情感的挥洒，在古体诗中很容易出现枝蔓芜杂之病。陈用光等人的批语不啻为一味良药，张问陶在后来编订诗集时舍弃《醉后劝胡十四唐作时文歌十三日》而选入《仓史造字图为渊如前辈题》，也可看作是对陈用光等人意见的采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