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最合适的绘本相遇》，曲奇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年12月出版我跟娃的绘本密语 我已经记不得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给小兜讲绘本的。有文字记载的最早历史，是她一岁两个月的时候我写的博客：“小兜已经学会把书一本一本地递给我，让我给她讲。有的时候好不容易刚讲完，她又把同一本重新放进我手里。” 几年来，每天晚上临睡前的绘本环节，是我和小兜都非常享受的时刻。她刚洗完澡，带着我最喜欢的某种沐浴露若有若无的香味，混合着身上乳臭未干的体香，紧紧地挨着我坐在床头，满眼渴望地听我讲故事。 我们经常并坐着满怀期待地看新绘本，一起啧啧赞叹某个画面真的好美啊，又或者，一起因为某个可乐的情节哈哈大笑。有时也经常翻看那些我和她都非常喜欢的、经典的老绘本，虽然其中的一些字句我们简直都能一字不差地背诵，但依然乐此不疲。这些美好绘本的最大意义，是给孩子以滋养，并且也是对孩子和家长的双重滋养。正因为这个原因，那些伴着绘本入睡的每一个夜晚才是如此地温馨美妙。 亲子共读之所以重要，不仅仅在于上面提到的一起分享绘本时光的美好，同时，它也为家长和孩子建构了一套独特的话语体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默契感。给孩子洗澡做饭这样的活儿或许可以找别人帮忙，但讲绘本这件事一定要亲力亲为，否则，你很快会发现你越来越听不懂孩子的语言，这对于情感共建来说其实是一个挺大的损失。 例如小兜从两岁多开始，她说的很多话旁人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但是我能听明白她的意思，并且跟她对话。 场景一 某天早上我给小兜准备的早餐是吐司抹果酱，她一看到盘里的食物便笑眯眯地说：“怎么吃得跟弗朗西丝一样？”我会心一笑，然后告诉她：“可是我们并不是每天都吃这个啊。”坐在同一个餐桌旁的兜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仿佛我们是在用什么密码交谈。其实事情是这样的：前段时间我给小兜讲过一本名叫《弗朗西丝和面包抹果酱》的绘本，里面的主人公弗朗西丝特别喜欢吃面包抹果酱，她每顿都吃这个，终于有一天彻底吃腻了。 场景二 我买了个杂物架，需要自己动手安装。我跟小兜开玩笑：“请你来负责安装吧，你会不会装啊？”她摇摇头，很不好意思地说：“我只是一只光秃秃的小兜。”她篡改的是青蛙弗洛格的话。在《我就是喜欢我：学会对自己有信心》中，弗洛格自卑的时候说过：“我只是一只光秃秃的青蛙。” 场景三 小兜很怕热。有一天她走进电梯，发现空调坏了，于是自言自语：“没有空调，怎么办？爷爷一定有办法。”其实她爷爷甚至没跟我们住在同一个城市，小兜这么说不过是因为她那段时间正好很喜欢看《爷爷一定有办法》。于是我告诉她：“管理处的叔叔一定有办法。” 场景四 有一天小兜一不小心掉进了游泳池里，我手忙脚乱地把她捞上来。事后旁边的人故意问她：“今天是谁掉进水里啦？”她回答：“小兜掉进水里啦。”然后又补充了一句：“跟狐狸一样。”这又是哪儿跟哪儿啊？哎，她说的是《母鸡萝丝去散步》，里面有个情节是狐狸掉进了池塘。 场景五 小兜在没有任何上下文的情境下突然问我：“妈妈，我们过的是体面生活吗？”我犹豫了好一会儿才颇为心虚地回答：“就算是吧，不过那首先得看体面生活该如何定义。”然后她又一脸严肃地追问：“那它会把我们带向何方？”听到这句我终于弄明白了，这是从《玛法达》里学来的，热爱《玛法达》的娃真是伤不起。 确实，在绘本的陪伴下长大的孩子，思考的问题和谈话的内容跟不看绘本，或者很少看绘本的孩子是不一样的。小兜刚满五岁的时候，有一次跟她爹聊天，不知道怎么说起画画的事，她一直在提“梵高、塞尚、高更”什么的，让身为教授的兜爹大吃一惊。他问我这些娃都是从哪儿知道的，我和小兜对视了一眼，异口同声地回答：“《凯蒂的名画奇遇》。” 没过几天，我们在一个餐厅跟朋友吃饭，对方在纽约的某基金会工作。小兜突然跑到人家身旁说：“下次我去美国的时候，你能不能带我去……”听到这里，我认为她接下来一定会说迪士尼，因为我总是跟她说香港的迪士尼实在太小了，美国的要大得多。没想到娃说的是：“下次我去美国的时候，你能不能带我去大都会博物馆？”大家都很意外：为什么这么小的孩子会提这个？其实这不过是因为她特别迷恋那本《你不能带气球进大都会博物馆》。更可乐的是，兜爹回家以后还一直很好奇地追着我问：“关于纽约她还知道什么？知道MOMA（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吗？” 必须说明的是，我们都是在文化相对主义的教育下成长的，我们同意文化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印象派、大都会博物馆、MOMA本身并不是，也不应该是什么高级的标签。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文化观就是价值观，基于心底最自私的想法，我希望小兜长大以后成为能跟我相互分享、相互交流的朋友——从这个角度上说，她从小关心美术馆的事，至少比迷恋喜羊羊更让我欣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