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庆祝建党95周年大会的第二天，陆天明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党要管好党’是牵住了解决中国问题的‘牛鼻子’”。陆天明说，文学是参与生活的武器，不是自我欣赏的小玩意，只有参与时代变迁、回应人民关切，文学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作家陆天明已经和“反腐文学”紧紧联系在一起，从《苍天在上》《大雪无痕》到《省委书记》《高纬度战栗》，“反腐四部曲”小说及其同名电视剧令他的名字被读者和观众所熟悉。出于职业敏感，陆天明一直关注正在深入开展的反腐败斗争。党的十八大以后，他欣喜于新一届中央的强力反腐，从不放过每一个“大老虎”落马的新闻，他说，这既是一个文学家对国家民族的使命感使然，也是在为新的创作积累素材。近日，本报记者就反腐文学创作等相关问题采访了陆天明。
    记者：作为一位曾发表了多部反腐小说的作家，您一定非常关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您认为，这次全会对您的创作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陆天明：全会的报道和公报我认真学习了。我认为，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是一个战略举措，抓住了中国改革发展的关键问题。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就必须解决腐败问题，作为执政党，如果不健康不正常，就难以承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一切就都是空的。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到实处，真正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和群众的心声。对我们这些从事反腐败题材创作的作家而言，又一个春天来了。
    20年前我写反腐败小说，社会上、评论界有不少人说反腐题材和时事和政治联系太紧，怀疑我的创作的文学价值。《苍天在上》刚问世的时候，有人预测这种作品的“热”不会超过3个月。但20年过去了，我的小说依然在不断再版，一再被读者提起，而当年那些热衷于描写小我、表现自我的作品还有多少人记得？正反两面的事实证明，文学艺术不能脱离生活、现实和大众，文学如果脱离了现实，回避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就不可避免要陷入苍白，就不可避免被边缘化。
    记者：在创作中您感到最困难的是什么？是否会感受到某些外在的压力？
    陆天明：是的。创作反腐题材的作品往往会遇到一些阻力。这是可想而知的。虽然党一再强调反腐永远在路上，并且希望广大党员和群众通过这种方式，依法投入到这场伟大的斗争中来，但少数官员仍然抱着“我来搞反腐，你们只要唱赞歌，写我们的好人好事就行了”的观念，并不希望广大群众和文艺家们投入到这场斗争中来。对反腐题材作品的创作仍然怀有戒意，心存疑虑，有意无意地设立种种禁区。基本上采取不反对也不支持、冷眼旁观的态度。但这样的阻力比起20年前要少得多了。即便在官员中，支持写反腐的也越来越多。
    记者：“官场小说”近些年非常流行，但您一直认为自己写的是“反腐文学”，那么“反腐文学”和“官场文学”有什么区别？
    陆天明：简单地说，反腐文学写的是“反腐”，官场文学写的是“腐败”。我不否认，单纯写“官场现形记”也可以写出优秀的有价值的作品。《红楼梦》也只是描写了四大家族不可避免的衰落而没有给出路，这丝毫无损于《红楼梦》的价值。今天的作家仍然可以这样写，古典现实主义的写法是有价值的，但我认为今天的作家最好能写出带有时代特性的深度和新意，不能仅仅满足于现象的描述。有的官场小说更甚，只是在展览腐败、把玩腐败、并且乐此不疲，利用读者某种不健康的猎奇心态在售卖丑恶。
    我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在于我们的党和人民正在努力改变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一直以来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倾注了巨大心血于反腐败。反腐败斗争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之一，是社会的主调，也是人民关注的焦点。腐败与反腐败正在开展一场殊死的斗争，这是我们社会的基本事实。仅仅关注花样百出的腐败行为，而忽视反腐败的存在，不仅是片面的，也是反生活本质的。写反腐题材的作品，最重要的就是写出这个斗争的过程，写出其曲折复杂，写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性。同时也应允许作家正视和真实地写出反腐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
    记者：从《省委书记》之后，您似乎就没有继续关注反腐题材，是个人的关注点转移了，还是有其他原因？
    陆天明：在《省委书记》小说出版、电视剧播出后，我依然关注反腐题材，《高纬度战栗》就是其后的一部反腐小说。这部作品在拍摄成电视剧后得到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领导的支持，在四大直辖市的卫视播出后，相继在全国各地方电视台播出。播出时在当地都收获了高收视率。反腐败符合党心民心，观众一直高度关注相关题材的作品。
    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些领导干部依然认为反腐题材作品是个烫手山芋，对反腐作品和反腐作家心存疑虑、恐惧，也总在提防出问题。比如《省委书记》电视剧在央视黄金时段播出后，长达十年时间里就再没有允许类似题材作品在央视黄金时段播出。我能理解他们如履薄冰的心理，但反腐败永远在路上，反腐败题材的文学艺术也应该一直在路上。我手头现在还有一部反映改革开放30年中国和中国人命运变迁的小说正在写，是一部全景式反映社会时代的小说。这部作品的第一部即将杀青，接下来我将投入另一部反腐题材小说的创作，并且已经和相关的文化公司签约，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还能写得动的时候完成这部宏大的反腐作品。
    记者：您写反腐题材作品的素材都是从哪儿来的？曾有报道说您为了创作要去秦城监狱实地采风。
    陆天明：我一直在收集素材，实地采访、实地采风和阅读相关文字资料等多管齐下。生活为反腐题材作家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素材，现在我手上积累的原始素材足够写十部小说。我还没有去关押贪官的监狱采风，但我认为不会对创作产生多大的影响，即便有机会当面采访关在里面的高官，所得到的恐怕也不过是那些官样文章的忏悔而已。反腐题材写到现在，已经不能再把重点放在腐败分子的级别和地位上了。更不能仅仅写个破案故事，写点反腐官员的好人好事。需要真正的思想深度。我希望自己这部新的作品能写得与当前的反腐形势相匹配、与人民群众对反腐的期待和感受相匹配。这就决定了我不能去追求表面情节的张力，而要把时代变迁中人们心态的变化和人性的变异科学而又艺术地详实地表现出来。当然，理性地认识到这一点，我是否真的能做好这一点，还有待实践检验。
    记者：写作过程中您是否得到了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他们对于您的反腐创作是何态度？
    陆天明：总体上讲，党政部门对于反腐作家的创作是支持的，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当然渴望得到纪委、检察院、公安部门等的支持，为我们提供资料和素材。但我要强调一点，文学创作不能成为某个工作部门的政策图解，更不能只停留在某个工作部门好人好事宣传品的层次上。文学创作必须遵循文学的创作规律。政府部门当然要为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服务，文学当然也要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但在总体看齐、总体响应的前提下，文学应该和具体工作政策保持一定的距离，让文学家进行独立思索、独立表达。当年，文化部长、著名作家茅盾先生就这样提倡作家独立思考。我们真的希望有关部门能支持这种理念，把文艺创作从政策图解和黑板报式的好人好事宣传中解脱出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按习总书记的要求，推动文学艺术从高原走向高峰。
    记者：我注意到您非常关注时事，对许多社会新闻会通过微博、博客等网络媒体发表自己的看法，甚至会参与网友的论战。您为什么会这样做？
    陆天明：这既与我写作反腐题材有关，也是由我的文学理念决定的。我一直有一个口号：“我要搞‘参与文学’。”我始终认为，文学要有生命力，就必须参与现实生活、投身到时代洪流中去。中国目前正在经历剧烈的变化，如果文学躲在一边，只面对一朵小花孤芳自赏，固然也能写出不错的甚至优秀的作品，但这必然导致文学被时代潮流所抛弃，被人民群众所疏离。这些年文学之所以被边缘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文学没有参与时代、没有参与社会、没有回应人民的关切。在这样一个巨变的历史阶段，作为一个作家，你不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最起码说，不能算是担负起了民族历史使命的作家，更不能说是广大人民所期待的作家。
    当然，走什么样的文学道路要依据个人的具体情况而定。千万不能一概而论，更不能强制千人一面。但就我个人而言，我选择做“参与文学”，我是按捺不住要让自己的作品参与时代与社会的变迁。我们这一代作家都是革命时代教育出来的，革命时代教育我们要关注国家前途、民族命运，我选择反腐题材就是在这样的情怀下做出的文学道路的选择。这也是鲁迅给我们留下的文学遗产。鲁迅先生为什么最终放弃了小说创作而专注于“被一些人瞧不起的”杂文写作，就是因为他要积极参与国家民族的变革，要让自己的笔发挥战斗作用。鲁迅之所以是永恒的，除了他作品中拥有我们无法企及的文学高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有一颗总是和祖国人民和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心。而且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阻力，此心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