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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是作品和作者的关系问题。作品和作者的关系，中国传统的批评思维，从孟子开始强调的就是“知人论世”，显然“论世”不是作品本位，而是人本本位的，从人本出发抵达文本，然后从文本的感知和分析当中再回到人本。所以司马迁也在《报任安书》里写道“想见其为人也……”云云，他谈到历史人物的作品的时候，就经常会提出来“想见其为人”，这些方法，这些看问题的基本角度，在后代的诗人和中国古代理论家的笔下是反复出现的，经常会强调主体的经验对于文本的投射，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所谓“文章憎命达，诗穷而后工”。所有这些都是人本中心的看法，就是说，人文不分，人即文，文即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中国传统批评的这个视角越来越认同了。如果我们讨论一首诗，假如不参照诗人的生命人格实践，那这首诗便不能真正读懂，读懂了也不会感动，不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比如像《三国演义》这种文本，拿历史当作小说写，同时也是拿历史当作一种生命经验来处理，就像开头的那几句诗，“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它无不是在谈生命经验，谈历史的方法其实是在谈生命经验，是生命经验投射到历史当中去，这种处理实际上也是把文本和主体，生命经历与经验融为一体，他由此让历史最后成为了诗。下阙中所讲的“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就是生命经验投射到历史当中所产生的豁然开朗，就是“历史的叙述”变成了“生命的叙述”，由历史变成了诗，同时也留下了通道，我们经过诗的生命经验和领悟的处理，就能真正返回和抵达到历史——可能不一定会抵达那个真实的现场，但是会抵达历史的经验现场，会“将历史经验化”，就是它的生命处境的了解。 再比如我们《离骚》，假如不联系屈原的生命人格实践，便会觉得这就是个笑话，这个人就是个精神病，是一个女里女气的男人，不像个男人。但是如果我们把屈原的个体生命处境和他的文本联系起来，那么就会既能读懂他的诗，也能理解他的人，人和文是互现的。我甚至觉得，写下了《离骚》就意味着这个人没法再活了，他把自己逼到了绝境。如果写下了《离骚》还活在世界上，那可能就是一个笑话。 “世人皆醉我独醒，世人皆浊我独清”。这么一个人，立下了这么一个誓言，就没法再活了。我从西方的文学理论中也能看到类似的观点，比如，雅斯贝斯在谈论荷尔德林、米开朗琪罗和梵高时便说道，一个伟大的艺术家都是毁灭自己于作品之中，这叫作“一次性生存”和“一次性的写作”，我理解，“一次性写作”就是把生命投射到文本中的写作，就是屈原式的写作，拜伦式的写作，普希金式的写作，是不可仿制的、毁灭式的写作，是燃烧和“毁灭自己于作品之中”。这也是雅斯贝斯的话，在所有伟大作家中，只有歌德是个例外，歌德成功地活到了老年，躲过了生命的深渊。我知道这种说法是哲学性的、启示性的说法，不是从逻辑的角度去说，而是从启示性的意义上去说，但还是挺深刻的，至少它能够解释浪漫主义以来的文学实践。浪漫主义的创作就是把主体人格和写作融为一体，换句话说，就是诗人不但用笔去写作，还用生命去实践他的理念。像拜伦就是为了解放希腊，在他看来，希腊是代表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伟大文明与文化的经典范例，是不容亵渎的，他不允许它被土耳其人统治，所以他变卖了自己所有财产，武装了一支军队，亲自指挥打仗去解放希腊，最后死在了战场上，连他的死本身都是一个戏剧性的传奇。像他这种精神，在鲁迅看来是最值得推崇的，也即是他所说的“摩罗精神”，一种反抗的英雄主义的精神。像雪莱那种就完全是虚妄的，雪莱就是为了体现他的英雄人格，横渡亚得里亚海，完全是一个无妄之灾，很虚妄的一个行为，死于一场风暴之中。浪漫主义的写作究其实是一种英雄主义的人格，如同前面所说的雅斯贝斯的那种看法。 现代主义以来的写作，不再是英雄人格，而是病态人格，所有诗人要么是自杀的，要么是疯掉的，这是一种极端的例子。但至少也证明，西方的一些理论家和我们的传统批评思维有不谋而合之处，就是说文本与人本是必须合一的，尤其是在诗歌这种文体的批评和阐释中，是必须要坚持人本主义的立场的。所以最近我在北大出版社出了一本书《像一场最高虚构的雪——关于当代诗歌的细读笔记》，我给自己写了一篇序，题目即叫作《文本还是人本：如何做诗歌的细读批评》，主要表达的就是这个观点。当然，在小说领域问题的尖锐性和极端性肯定不像在诗歌领域。当我们研究平凹先生的某部作品的时候，可能和他主体的处境有很大的关系，有时关系可能也不是那么大。就像他刚才讲的，生了一个孩子，孩子慢慢长大，是他自己，但是他一定和他的父亲有关系。但是面对文本时就不像阐释一首诗，一个诗人的作品必须实时的去对照和验证。不过，像《废都》这样的重要作品，我觉得联系可能就比较明显，它与写作者的境遇与文化人格之间的联系，便会相对突出一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