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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科的新的创造要“接着讲” 顾：您经常说，美学要从朱光潜、宗白华等前辈学者“接着讲”，为什么必须要“接着讲”？我们要从哪里“接着讲”，如果不“接着讲”会带来哪些问题？请您谈谈。 叶：“接着讲”和“照着讲”，这是冯友兰先生提出的两个概念。冯先生说，研究哲学史就是照着讲，康德怎么讲的，我照着他讲，朱熹怎么讲的，我照着讲。但是哲学家呢?要接着讲，就是康德讲到哪儿，我要继续讲下去，不能停留在康德，朱熹讲到哪儿，我也接着往下讲，不能停留在朱熹。冯先生说自然科学不需要接着讲，但是人文学科一定要接着讲，自然科学你可以讲最新的，但是人文学科老的你必须要讲，你永远要讲柏拉图，老子的五千言永远要读，不能抛到一边去，必须要接着讲。冯友兰先生自己对这个很自觉，在抗战的时候， 他就说，我不能只是照着讲，我要接着讲，他写了《贞元六书》，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建立了一个哲学体系。所以汪子嵩先生认为冯友兰是中国现代第一位哲学家，他把西方的新实在论跟中国的程朱理学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哲学体系。人文学科一定要接着讲，接着讲不是照着讲，照着讲是把原来的东西讲清楚了，接着讲是要在前人的基础上，要往前发展，要有突破，要有飞跃。人文学科要产生新的概念、新的命题、新的思想，必须接着讲。接着讲方能在继承学术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实现创造性的转化。否则就有可能生造一些“新”概念，胡编一些“新“命题，甚至违反起码的常识和逻辑，那不是创新。 顾：我们人文学科，包括美学和哲学，很长一段时间好像没有接着讲，这是什么缘故？ 叶 ：上世纪 50 年代没有接着讲，这是认识上的原因。因为当时认为，这些老一辈的学者，冯友兰、熊十力、朱光潜等人，他们都是搞唯心论的一套，所以要把他们抛到一边去，一切从头来起。到了80年代，一直到 90 年代前期，虽然对朱光潜、冯友兰他们的看法已经开始改变，依然没有“接着讲”，为什么?这就不仅仅是认识问题，而是因为当时的学术界，在知识准备和理论准备两方面有缺陷，所以不可能“接着讲”。当时学术界对西方的东西也没有很好的研究，对中国的东西也没有很好的研究，怎么能够接着讲?不可能接着讲。很多人读宗白华的文章，就理解不深，因为宗白华继承中国的哲学，如果对中国的哲学根本不了解就读不进去。我自己就有体会，宗先生的书里引了王夫之的一些话，当时我看的时候一晃就过去了，为什么?因为我对王夫之那些话缺乏认识，所以也就不了解宗先生的深意。同样的道理，他们思想中的关于西方的东西，我们也看不进去，因为我们对西方也不够了解。当时的学者普遍都有这个问题，知识准备和理论准备不足，所以也不可能接着讲。 当时没有接着讲，就产生了两个问题。首先就是跟中国传统的哲学断了，因为朱光潜、宗白华、冯友兰他们都是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你不跟着他们接着讲，就是在中国哲学研究上停顿下来了。第二，也跟西方近现代的哲学断了，朱光潜、冯友兰都研究西方近现代哲学，抛开了他们，就等于把西方近现代哲学一 些合理的东西也抛弃了。这样我们美学研究的理论资源就非常有限。 今天我们要接着讲，要重视五四以来的老一辈的学者，因为他们确实有很多创新的思想，对我们今天依然很有启发。我曾经在好几个会上提出，要细读这些前辈学者的书，细读冯友兰、细读张岱年、细读朱光潜、细读宗白华，细读可以读出很多新的东西，细读可以读出很多对我们今天依然很有启示的东西。我自己读宗白华和冯友兰的书，依然不断读出新的东西，过去把这些思想成就完全抛在一边，真是极大的损失。 顾：我们在细读这些前辈的学术著作时需要特别关注哪些方面呢？为什么？ 叶：我觉得有两点要注意。第一，要注意老一辈学者的思想中最有特色的内容。比如宗白华，他就抓住了中国美学和中国艺术最核心的东西，重视精神的价值、心灵的作用；朱光潜特别强调艺术对于人生的作用；冯友兰强调中国哲学最有价值的就是对于人生境界的思考，这些都是他们各自思想的最有特色的内容。张世英认为哲学是境界之学，哲学就是要提高人的人生境界，这就是张世英继冯友兰之后接着讲。我们要抓住他们最有特色的地方，接着讲。第二，接着讲，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要超越他们。怎么超越呢？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抓住他们最有特色的地方、最核心的地方来超越。譬如说朱光潜重视艺术和人生，那我们接着要讲艺术和人生，而且要抓住这些东西，在艺术和人生的思考上，我们要超越他。宗白华讲心灵的创造，我们要超越宗白华，也要抓住心灵的创造这个问题。 顾：我看到学术界有人说，宗白华先生的影响仅限于对中国古代艺术的解释，而进入不了美学基本理论的领域。您对这种说法怎么看？ 叶：这种说法显然不妥当。这样说的朋友，可能对宗白华先生的著作还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宗先生著作对我们的启示，有许多是属于美学基本理论核心区的启示，因而对我们构建具有中国色彩的美学基本理论和美学体系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宗先生在这方面的启示，至少有以下三点：一、美不能离开心灵的创造，因此中国艺术作品乃是呈现一个心灵的境界，我们前面引过他的话；二、中国艺术所呈现的境界，是“物我同一”的境界，在中国艺术作品中，心灵和自然完全合一；三、中国的形而上学是生命的体系，它启示人们体味人生之情趣，因而成就一种审美的人生。这些思想对我们构建具有中国色彩的美学基本理论，都有极大的启发。 顾：我想，“接着讲”也要重视张世英先生。张世英先生本来研究的是西方哲学，主要是德国哲学，研究黑格尔。改革开放以后，他从西方古典哲学转过来，注重研究西方现代的哲学，特别是海德格尔的哲学，他同时又思考如何把西方这些现代哲学跟中国古典哲学融合起来。比如，他特别强调西方的哲学是主客二分的模式，到了海德格尔就发生了改变，用中国的术语来讲，就是强调天人合一。这对美学基本理论的研究极有启发。 叶：这个观念对美学来讲太重要了，因为美学在上世纪 50 年代有过一场讨论，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当时的理论框架就是主客二分，它讨论的主要问题是美的本质，也就是“美是客观 的还是主观的？”“是美感决定美，还是美决定 美感？”这是把哲学里面的物质和精神的问题搬到了美学领域，从哲学讨论的“物质和精神谁是第一性的？”转移到讨论“美和美感谁是第一性的？”从理论上说，这种讨论的意义并不大，因为审美活动不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一种体验；美感不是认识，不是主客二分的，本来人就在世界里面，不是彼此外在的，而是人融身于世界万物之中，所以那个讨论在理论上对美学推动不大。今天我们回到天人合一的思考，所以张世英先生的思想对我们有很大启示。 顾：我读了张世英先生的著作，我感到这些著作对于我们构建具有中国色彩的美学基本理论也极有启示。 叶：是的，我举一个例子。张世英先生引用禅宗的思想论述中国美学关于消解实体化的、纯粹主观的“美”的思想，就十分精彩。张先生说，康德已经指出“自我”并不是实体，但他并未完全克服“自我”的二元性和超验性，而中国禅宗的思想就更有启发。大家都知道神秀的偈子：“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而慧能的偈子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佛性常清静，何处惹尘埃。”（惠昕本《坛经》把慧能的偈子改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很明显，在神秀那里，还存在一个实体性的心的本体，要求对它时时拂拭，使之保持寂静，而慧能则要超越这种主客二分关系中的“自我”，要消解神秀这个实体性的心。慧能所说的“心”，是指人们当下念念不断的现实的心。这个现实的心不是实体，不是对象，是“无心”，是“无 念”，这种“心”是无从把握的，只有通过在此心此念上显现的宇宙万物而呈现。在这个境界中，人们才能真正见到事物（世界）的本来面目，见到万物皆如其本 然，这种事物的本来面目就是在非实体的“心”（“空”、“无”）上面刹那间显现的样子。反过来说，“心”的存在，就在于它显现了万物的本来面目。这就是“心物不二”。所以马祖道一说：“凡所见色，皆是见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 这就是禅宗的智慧，也是中国美学的智慧。这对我们构建中国色彩的美学基本理论，当然极有启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