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泽民
    
    一
    关注余泽民并不是因为他日前获得了“中山文学奖”，而是因为他的独特。在欲望情感泛滥、物质生存重于精神存在的功利主义时代，他像一个不媚俗于大众消费、执著于人性思考和历史反思的精神孤行者。医学、艺术学等特殊的教育背景和异国流浪的人生经历，骨子里的浪漫、激情、敏感、执著、善良、真诚加上一些反叛的不羁和勇气造就了匈牙利籍华人作家余泽民。评论家白描认为，余泽民的小说是自己营造给自己看的心灵造影，毫无世俗功利之心，因此他的小说更富内涵，更具备本质意义上的人类精神的深邃性和穿透力。
    长篇小说《纸鱼缸》（江苏文艺出版社，2016）在思想深度和艺术技巧上都比较成熟。它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作者通过两个不同国家的青年佐兰和司徒霁青微妙的亲密友情与各自复杂的爱情故事，牵扯出两个国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特殊历史中复杂的人性，犹如镜像一般互相映照，令人深思。
    小说中，作为告密者的佐兰的父母莱哈尔·卡洛伊和尤安娜，同样也是被窥视和告密的对象，而作为被害者的老音乐家柯斯提契，同时也是纳粹集中营中杀害无辜者的帮凶。他们的罪过让我们不由得想起“文革”中那些或为了明哲保身、或被历史无情裹挟、身不由己的告密者，他们都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正如作者在书里写的那样，他们有“同样无可救赎的罪和同样难以辩白的无辜”。在《纸鱼缸》里，那段痛苦的历史又纠缠着马扎尔人（匈牙利人）和茨冈人（吉普赛人）之间不共戴天的民族与种族的敌对史，以及莱哈尔家族和柯斯提契家族之间的矛盾。窥视、告密、背叛、反思、赎罪，凡人的罪过与救赎，人性的善与恶纠结在一起，沉重又不乏亮光。佐兰的善良、真诚以及与茨冈小伙贝拉的真挚情爱，包括与中国小伙霁青兄弟般的纯真友谊都可看作是这个充满物欲、暴力、仇恨世界中的一丝亮光，而美好的东西最终却被毁灭，令人心痛。枷锁重重，脆弱的个体还是无法抵住历史的沉重。佐兰死了，作者建构的美好人性之塔坍塌了，而悲剧的力量也由此而生。余泽民认为：“发现悲剧背后的警示，应当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二
    余泽民曾翻译过匈牙利作家艾斯特哈兹·彼得、凯尔泰斯·伊姆雷的作品，《纸鱼缸》中，就有着匈牙利两位大师级作家关于文学理想和叙事技巧的影子。余泽民说：“《纸鱼缸》是我向艾斯特哈兹和凯尔泰斯的致敬之书。”他尊敬这两位文学大师：“翻译凯尔泰斯，使我对于人性的思考和对文学认知，都穿越了流行与世俗的喧嚣，抵达到一个真正生存者拥有灵魂的肉体。”而艾斯特哈兹小说的“字里行间藏着无数的圈套、符号、隐喻和密码”。“纸鱼缸”就是一个隐喻和象征符号，脆弱的个体生命无法承受复杂而沉重的种族矛盾和历史枷锁，轻轻一碰就被无情的历史淹没了。同时，“纸鱼缸”也传递出了现代社会中人的孤独存在，犹如鱼缸里的鱼各自游动，即便游曳、追逐，仿佛贴近，却永远难有实质性的互相拥有。霁青和佐兰的友情如此之深，却根本不了解彼此之间的过往历史，虽然同在纸鱼缸里，却是两尾永无交集的寂寞的鱼。对于这个书名，余泽民也有自己的解释：“既形容青春舞台本身的易逝，也表达流浪生活的不安定，还暗示了情感的脆弱、社会的动荡和历史的虚假。”其实正如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读者读完之后都会对“纸鱼缸”给出自己的答案。
    余泽民的文学养分主要是受到欧洲文学的影响，他从翻译文学开始逐渐尝试自己创作，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欧洲色彩”。他自己说到：“我和国内文学有着长久的疏离。不过现在想来，这种遗憾又是种幸运。恰是发生在我身上的这种时空中的语言隔离，才使我别无选择地从欧洲文学中贪婪汲养，才使我沉心静气地执拗于人性的发现和情感的弘扬。毫无疑问，外语阅读对我的写作至关重要，无论从生存思维、文学品位、创作题材和语言风格上，都有意无意地熏染上了‘欧洲色彩’。”
    其实在我看来，余泽民的小说不仅仅具有浓烈的欧洲现代色彩，还是传统的情节故事性、现代的思想性和技巧性以及个人独特气质的综合。《纸鱼缸》里有令人动容的异性恋，有痛彻心扉的同性之爱；有同生死共患难的兄弟情，也有共同成长的异国朋友情；有戏剧性很强的告密者和被告密者身份的同构，有中国“文革”历史、奥斯维辛纳粹历史、匈牙利秘密警察历史之间的互相映射，有国家、种族、家族之间的历史仇恨等等，作者写来细节丰富，情节生动。余泽民很有中国传统小说讲故事的天分，但讲故事的方法和叙事的结构却是现代的，作者运用中国青年司徒霁青与匈牙利青年佐兰成长故事的交错切换，顺叙、倒叙相互结合，隐喻、象征、意识流、心理分析、蒙太奇镜头的跳接等手法的运用，写出了一部枷锁下徒劳的青春之舞和历史挣扎中的人性吊诡，传递出现代社会中人的孤独、流浪的存在状态。
    佐兰的高祖辈是显赫的贵族，可是到了他父亲这一辈，爵位被削除，财产被没收，只能蜗居在清凉小镇。这种被放逐的、边缘化的经历，再加上匈牙利秘密警察时期佐兰父母告密者的身份，对于佐兰的成长影响极大，“孤独”如影随形。正因如此，才会与同样孤独的中国男孩霁青产生非同寻常的友谊。霁青历尽磨难自我放逐到匈牙利小镇，而后来到布达佩斯练摊儿讨生活，“流浪”“孤独”就是他生命的主要形态。无论他如何挣扎，他在布达佩斯也丝毫不会被他人注意，一个孤绝流浪不断追寻生命意义的形象跃然纸上。可以说，余泽民为欧洲华文文学提供了对放逐生命的孤独存在的本原性思考。当然这里面有着作者自身的丰富经历和刻骨铭心的体验。当余泽民身份被黑，躲在狭小房间里独自面对未知人生时，只有孤独寂寞的咬噬，还有敏感脆弱的独白絮语陪他熬过那漫长的日夜。要感谢这段独特的经历给予他的精神财富，让他对现代人的孤独流浪的本质有了更深切的体悟。
    余泽民的小说语言是一种精准、激情，充满色彩感、画面感、动作感、节奏感的语言。这与他丰富的人生经历紧密相关。余泽民是北京医科大学的本科毕业生，又是中央音乐学院艺术心理学的硕士生，对音乐、绘画、哲学等都有极高的理解能力和审美能力，他既可以如医生般精确理性，又能够如艺术家般细腻多情。如小说中写道：“他累得早就不再感觉累，惊恐的弦绷断了，脑子是空的，但嗅觉和味觉随着渐亮的天光变得灵敏起来，呼吸越来越通畅，吸进风，吸进露，吸进了林中土地上散发出的湿草、野蕨、树蘑、苔藓、败叶和腐烂的山果、落叶、松针的晚秋气息，这种率先复苏的知觉使他重又变得敏感，如一头在山岩间寻找水源的野兽，随之而来是情感的复苏。自从离乡之后，他第一次在心里萌生了悔意，他看到父母拨开人群朝自己跑来，看到他们像鱼一样张合却发不出声音的嘴。” 这样的描写形象生动，准确到位，长短句错落有致，构成余泽民小说语言特有的节奏感。随着动作描写和场面描写的展开，读者能强烈感受到语言的动作感、画面感和质地感。
    三
    余泽民有着流浪的经历、孤独的体验、与匈牙利文学艺术大师近距离接触的独特条件，同时又固守着纯粹自由的文学创作观念，在他看来，“写作并不是通常意义的文学创作，而是在异乡最孤独无助的日子里与自己进行情感对话的方式”。写作不是为他人而是为自己，是一个孤独生命的情感表达和人生思考。他说：“我不停地写，拼命地写，以周围人难以理喻的激情写，并在这种执拗、孤独的写作中，体验到了近乎高潮的快感。我在写作中对自己的要求是：用自己的思维、结构和语言尽可能贴切地表述只有自己才能看到、听到、感到的东西。10年里，我写了300多万字的作品，但是读者只有一个，就是自己。”这种纯粹又内省的文学观念注定了他的文学作品不是为了迎合读者、编辑、出版商要求的异域猎奇、风情介绍等色彩的通俗作品，他喜欢在孤独境地中充满激情地酿造一个个震撼人心的普通人的生命悲剧， 思考个体与国家、个人与历史、爱欲与死亡、和平与战争、真诚与虚伪、善良与阴险、美好与丑恶等一些重要的问题。
    在《纸鱼缸》中，霁青和佐兰从戏剧性见面后的关于“枪法准不准”的短暂交谈中（霁青是佐兰在山林里打猎意料之外的“猎物”）就有了年轻人那种默契的心领神会，为以后两人兄弟般的友谊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读者看不到期待中两种文化的激烈冲突，看到的却是基于人性共通基础上的相互吸引。余泽民的小说没有明显的“东方视角”，他的作品大都处于中西文化平等交流互动的立场，因而也就丧失了所谓文化比较的符号感。如果说余泽民最初的作品还带有一些“别人的黄城池”的流浪者心态，但多年以后，匈牙利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而他自己已经成为一个左右知痛、不中不西的边界人了。《纸鱼缸》已经逐渐脱离了清晰的中国化语境，境外生活只是个普泛场景，让他更从容地提出一些青春的叛逆、历史的沉重、人性的复杂等普遍问题。
    余泽民是孤独的，因为写作需要这种状态。他记得凯尔泰斯曾经对他说过：“你必须写作；另外，你还要留心你周遭的世界；你要寻找孤独，甚至还要酿造孤独。”于是他“孤独”地寻找着，思索着，书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