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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结 自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文本”取代“作品”而一跃成为理论研究的辐辏之处，也使文本性和文本间性成为理论思考的“轴心概念”，其文本主义倾向也导致“文学理论”摆脱“文学”而成为所谓的“大理论”，而文本最终膨胀为无所不在、无远弗届的“文本巨无霸”(TOE,Text Of Everything)[21]。这个意义上的文本，终究与文学的事实和历史的过程“物”之间存在间距。近30年来，在马塞尔·莫斯的《礼物》的启发下，大批研究者参与到“物如何参与社会生活”的讨论中来。物不再是外在的物、功能的物和载体的物，而是参与者、行动者和言说者。丹尼尔·米勒的《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阿尔君·阿帕杜莱主编的《物的社会生活》、伊戈尔·科普托夫的文章《物的文化传记》都是当代物质文化研究的极好范例。这些学者的研究大都被归入人类学领域，这种归类也从侧面反映出当前物质文化研究的境况，即散布在各个学科领域的分支中(如人类学、科技哲学、博物学、历史学等)。如科布所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学科的方法和概念都变得相当封闭，与其他学科毫无共同之处。尽管各学科之间也许会相互发生影响，但这些影响是随意的。每一学科主要是根据臆测内容的实质特征在塑造自己。”[22] 在文学研究领域，“理论终结”“文学死了”这样的口号近年在学界获得更多关注，引发大量讨论。一批研究者批判文学理论研究脱离文学作品，置身于文本的世界，不断地将“外部”的东西拉进文学理论的范畴，忽视了文学作品的内容，强调重新关注“作品”。20世纪末到新世纪的理论界发生了一个重要转向即跨学科研究。这种转向由多种因素决定：文化研究的持续发展将各学科纳入到“大文化圈”的理论语境；后现代主义对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二分以及学科不断细分的现代科学建制的批判；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激发了传统的人文理论对自然科学领域更多的重视，传统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互动已经不能满足理论更新的要求，多领域的渗透和角力成为新的态势；跨学科(尤其是科学哲学界)理论家长期的研究、倡导和努力。传统的文学理论研究不论是回归“作品”的呼声还是继续文本研究的行动都困难重重。跨学科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充满可能性的维度。如何在跨文化、跨学科的背景下多维度开展物质文化研究？在物质文化研究的浪潮中，文学理论研究走向何处？这样的问题已经横亘在我们面前。 文学研究应区分“阐释学”和“诗学”。传统的文学研究是“阐释”的方法，即探求文学的“意思”，而“诗学”的方法则是探寻“意思的表达方式”[23]。意识到两种方法论的分歧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学观念从“人性的表征”到“物性的体现”的转向。在“文学性”走向瓦解，“文本间性”面临危机的当前，“事物间性”这种将文学的自然实在、社会关系、语言文本、具身性存在多维联结的范式，为我们提供了新型的跨学科文学研究的方法论，而它所强调的事物之间的“连通性”，也为中国传统“万物一体”的诗学观念方法参与世界文论的言说平台，开拓出了巨大的空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