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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世纪60年代以来，文本逐渐成为文学理论的轴心概念。随着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演进，文本主义逐渐占据理论中心。与之联袂而行的文本间性和“文本巨无霸”理论聚焦于语言、符号、话语，致使其忽略现实事物的局限性日益显现出来。20世纪末期，文学理论“回归事物”的思潮和物质文化研究的崛起引发了从“文本间性”到“事物间性”的范式转换。“事物间性”概念建立在反思文本主义的基础上，旨在调解长期以来语言/事实、人/物、心/身的分裂状态，重新考察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联性以及事物参与社会生活的方式。 关 键 词：物质文化/文本间性/文本巨无霸/事物间性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物性诗学导论”(15FZW027)；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15LZUJBWYJ007)。 作者简介：张进，王垚，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张进(1966- )，男，甘肃会宁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文艺学研究。 回顾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发展，流派众多、话语丛生、思潮涌现的局面使我们很难轻易概括出其中的脉络。如果说“人文主义文论思潮”和“科学主义文论思潮”是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主潮的话，那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文论以反本体论的姿态将这两大主潮汇融、打散，并派生出更加多元的理论话语和视角。21世纪的文论将如何发展，走向何处？众多的理论家早在世纪之交就做出了各自的展望。其中，物质文化研究作为新生的力量从20世纪80年代生发，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发展演变，在众多的学科中成为不容忽视的理论增长点。然而，物质文化研究的跨学科特色也使得给“物质文化”这一术语下定义显得异常困难。和伊哈布·哈桑对“后现代”一词如果不进行理论化就会快速沦为陈词滥调的担忧一样，“物质文化”同样亟待理论化。 20世纪末兴起的“回到物本身”(return to things)的思潮将理论的视野重新聚焦于物上。这种“回归”说明对物的聚焦并不是纯然新的一个领域，而是在理论话语争夺的过程中不断振摆的结果。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本身就是物，人文科学也有对物的研究传统(例如人类学、民族学、博物学、媒介学)。爱娃·多曼斯卡在《过去的物质性存在》一文中指出：“回到物”的思潮以及当前的物质文化研究是对文本主义的扬弃[1]。虽然多曼斯卡并没有展开分析，但她的这个论断总结性地指出了近年来物质文化研究的趋向。 一、文本主义的范式危机 在康德之前，西方哲学长期受困于经验论和理性论的论争，康德试图克服二者的局限，将物分为“物自体”和“物的显现”。物自体具有不可知性，主体能够认识的是物的显现。这就将传统的什么是物的问题转换成了人如何认识物。于是，人作为主体不再依照对象物，而是对象物依照主体的感性经验和理性认识。康德的“哥白尼革命”悬置物自体，倒置主体与客体对象之间的秩序，宣告了主体的支配权。康德对笛卡尔开创的认识论转向做出了决定性的推进，以致到了黑格尔那里，理性成为绝对主宰。认识论哲学不断将主体与客体分裂开来并确立理性的绝对权威的做法在19世纪后期以来受到冲击。皮尔士、弗雷格以及胡塞尔提供了一条新的哲学道路——认识论向语言论过渡。语言不再是理性的工具，而是独立的定律，掌管自身并控制理性，这就是贯穿20世纪的语言哲学或文本哲学的基本主张。 伴随着20世纪的语言论转向，文本理论兴起、发展并持续影响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文艺理论界。19世纪浪漫主义思潮强调天才论、情感论，文学作品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作者，认为作者的创造力、灵感在文学创作中起着决定性作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精神分析学对“无意识”的分析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文学活动中作者的权威。俄苏形式主义从文学作品本身出发，确立了文学语言的独立性。雅各布森指出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性”，也就是文学作品区别于非文学的独特性。英美新批评派提出“文学本体论”，认为文学作品是完整的、自足的客体，是文学研究的对象。新批评后期，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将文学作品研究分为“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并且强调“内部研究”的中心地位。俄苏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将文学理论从作者中心转向作品中心，虽然没有形成“文本”的概念，但从理论上为作品转向文本奠定了基础。之后，结构主义开启了从作品转向文本的进程，文本理论逐渐发展成为20世纪的显学。理查德·罗蒂在一篇总结性的论文中指出：“上世纪(19世纪——笔者注)，哲学家们争论的，除了理念就再没有别的东西。在我们这个世纪(20世纪——笔者注)，那些写理论的人仿佛除了谈文本就再没有别的东西，这些人，我叫他们‘文本主义者’。”[2] 受到索绪尔语言学的影响，结构主义将文学看做语言的结构，剔除了语言的社会、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等相关领域。结构主义强调语言的结构网络，与传统“作品”概念下作品表达作者的意图或者作品传达“文学性”不同，“文本”的概念下，语言结构超越主体，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说人”。结构主义倡导的从能指与所指的二元探寻语言的深层结构很快受到了各方指责，这种脱离了社会性的理论主张延续了形式主义和新批评的传统，将文本看做封闭的稳定的系统，必须进行批判和革新。于是，大批后结构主义理论家从批判结构主义的“文本观”出发，建构起了“文本理论”这一“大理论”。 罗兰·巴特的重要文章《从作品到文本》标志着他的思想从结构主义过渡到后结构主义，彻底颠覆了形式主义和新批评传统影响下的结构主义“文本观”(结构主义的“文本观”实质上仍然是一种“作品观”，依旧强调语言的封闭性、稳定性和深层结构)。巴特分析了作品和文本在七个方面的区别，指出“作品”概念作为一个传统概念，到了彻底被“放弃或颠倒”[3]的时候，它被具有不确定性、去中心化、去文学性、去作者权威的“文本”概念所代替。文本(text)一词来自拉丁文“texere”，意为“编织、织物”。巴特在讲文本的复数特质时谈到：“每个文本，其自身作为与别的文本的交织物，有着交织功能，这不能混同于文本的起源：探索作品‘起源’和‘影响’是为了满足那种关于起源的神话。构成文本的引文无个性特征，不可还原并且是已经阅读过的：它们是不带引号的引文。”[3]文本的这种交织功能，实质上就是文本间性(又译互文性)。 “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的概念由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提出以来，推动了将文本理论从文学领域扩大到文化领域的发展。文本间性的理论源头是艾略特的“非个人化”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克里斯蒂娃分析并总结了巴赫金的理论：“任何文本都是被引文镶嵌所建构；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换。”并主张用“文本间性的概念替换主体间性。”[4]巴特将文本间性的概念进一步发挥和深化，认为所有文学都是互文的，文本就意味着文本间性，文本是开放的、生产性、互动的意指实践。 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过渡以来，大批理论家加入了文本理论的言说当中，除论述“文本”最多的巴特和克里斯蒂娃外，德里达和福柯也尤为关键。德里达的“文本之外空无一物”[5]将文本理论推向极致。通过福柯，文本理论发展到话语的层面，凸显了“向外转”的特征。对此，萨义德有颇具洞见的评述：“德里达的批评，使我们陷入了文本，而福柯却让我们进入而又跳出了文本。”[6]理论的无限扩展引发的将是范式危机，文本理论即是如此。20世纪后期文化研究的加入使得文本理论跳出了语言、文学范畴，走向更广阔的文化领域。“文化研究就是把文学分析的技巧运用到其他文化材料中才得以发展的。它把文化的典型产物作为‘文本’解读，而不是仅仅把它们作为需要清点的物件。”[7]于是，文本变得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无远弗届。文化的各个方面、各个产品都被当做文本参与到“无限的能指游戏”中，意义在“延异”中不断生成、蔓延、消解。 从维特根斯坦到索绪尔，从罗兰·巴特再到德里达，实在只有在语言、文本、叙事中才能够把握，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除言说的文本之外别无他物，这种将实在架空，转而探讨文本间关系的主张似乎容纳万物却导致存在与语言的割裂与对峙。文本形成自治，似乎居于中间地带，填补主客体的裂痕，却使所指物与主体人之间的联系更加困难，因为万物都被置于语言、符号、话语体系。文本间性引入社会的、联系的主张，意在弥补结构主义的“能指—所指”的封闭局限，进一步确立文本的合法性，剥夺主体的地位。当文本主义超出对文学作品的分析而扩大到自然、社会、文化领域，操作就变得复杂而困难，世间万物很难仅仅被剥离成一段文本。文本主义这种脱离实在、趋于相对主义的态势遭到了质疑和批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