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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重新回归事物 文本主义将文化中的一切视为文本，用文学的方式分析一切文化文本，最终都走向了符号的、语言的、话语的层面，而“真正”的“现实”世界则被文本隔离，无法进入理论关注的视野。20世纪末，越来越多的理论家开始将“事物”作为理论探讨的对象，拒绝使用文本主义的研究方法，旨在超越文本主义将事物作为文本、符号、隐喻，打破对象物形式/内容的二分法，倡导一种“整体”的观念，探讨物质性存在(包括人)之间的关系。 对“事物研究”或“物质文化研究”进行理论溯源的话，海德格尔的“物的追问”和“物性”分析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源头之一。海德格尔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本质是“座架”(Ge-stell，或译“集置”)，科技将事物作为可控制、利用、加工的“持存物”(bestand)，人也成为了“持存物”，表现为人力资源。科学技术带来了距离的缩短(例如各种发达的交通工具)，却无法达到“切近”(Nhe)。因为这种“切近”并不是距离的接近或时间的缩短，而是时间和空间相融合、共为一体考量时才可能接近“切近”。在海德格尔看来，“切近”是难以触及也难以达到的，那么如何才能经验到“切近”的本质呢？他认为“我们就要去追踪在切近中存在的东西。”[8]173这种东西即是“物”(Ding)。而物是什么呢？从这里开始，海德格尔开启了“物性”分析。他以一把壶为例，探究壶之“物性”不在于物“是什么”而在于物的存在之“聚集”。从词源上分析，德语古语中正是用thing(物)来命名“聚集”。他指出“物如何成其本质呢？物物化。物化聚集。”[8]181“物物化”德语为：Das Ding dingt，英语为：The thing things，海德格尔这种名词动词化的用法体现出他独特的哲思。他说：“物化之际，物居留统一的四方，即大地与天空，诸神与终有一死者，让它们居留在它们从自身而来统一的四重整体的纯一性中。”[8]186也就是说，天、地、人、神的聚集使物成为物，物在这四方的相互依赖、相互顺从中生成、发生。 对于后来从事“事物研究”的理论家们来说，海德格尔既是他们的导师，更是他们批判的对象。布鲁诺·拉图尔认为海德格尔作为一个哲学家始终无法涉及科学技术研究的对象。海德格尔分析的是“聚集”之“事物”(Ding,Thing)，也就是他所说的可用的上手物(das zuhandene,a material entity ready-to-hand)，而不是“客体物”(gegenstand,object)，也就是在手物(das vorhandensein,a material entity present-at-hand)。海德格尔拿一把锤子举例，锤子在被使用的时候，我们对锤子本身关注最少，这时锤子就是上手物，通过与上手物的操作关系，我们与世界产生观照、通达、意义。当锤子不可用(例如毁坏)时，它就成为在手物，是被客体化、对象化的物。这种将可使用、可操作的人工物与自然客体两分的观念遭到了拉图尔的批判：“白云石也可以被描述为一种聚集；也可以被看作是四重聚合。但为什么不试图用对海德格尔的壶那样的热情、论争、复杂性描述它？海德格尔的错误不在于把那把壶分析得太精彩，而是勾画出一个充满了冷酷偏见的并没多少合理性的二分法，客体物与事物。”[9]虽然上手物/在手物和“聚集物”分别属于海德格尔前期和后期思想，但并不能因此而使其免于批判。海德格尔的天、地、神、人汇聚的“聚集物”分析看似摆脱了康德以来的人的意识与外部存在的断裂，却依旧是在thing/object的二分观念下产生的。在拉图尔这样的当代跨学科学者这里，哲学界、文学界和现代自然科学界对待事物的方式都不可取。 拉图尔在考察了自然科学实验室的工作流程和研究方法后指出，自然科学界对待事物的分类、隔离法也有问题。研究人员在封闭的、分类的实验室里对物进行反复的微观操作，并记录数据，写成报告或论文，最后“一个事实就构成了”[10]75。“科学活动并非针对‘本质’，而是为了建构实在性而进行的一场激烈的战斗。实验室就是这场战斗的场所，总的生产力使这个建构成为可能。”[10]23820世纪80年代，一批科学哲学领域的理论家对现代科学的“客观性事实”进行了强烈批判。除了拉图尔之外，布鲁尔的“强纲领”、哈拉维的“情境化知识”都将矛头指向了基于实验室的“物化”①的科学事实。他们认为科学事实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建构的，强调社会因素的重要性。拉图尔指出实验室研究人员的工作和文学家写作并无不同，哈拉维也在其《灵长类视觉》一书中说科学就是“讲故事”。 “科学事实是被建构的而不是被发现的”这一实质上是对波义耳以来的近现代科学的纯客观性的彻底反叛，从而解构了自然科学的“客观性”与人文科学的“虚构性”的二元对立，在此基础上拉图尔转向了事物研究。在后来的论著中，拉图尔声称自己无意做一个建构主义者，他在早期花很大的时间论述科学事实的建构性的意图是“把公众从贸然自然化的客观事实里解救出来。”[9]有别于“事实之物”(matter of fact)，拉图尔提出了“关涉之物”(matter of concern)。“关涉之物指对事实之物增加整体透视的视角，就像把注意力从舞台转向剧院的整体装置。”[11]也就是说关涉物是整体的、联系的、经验的，物与人，与其他物，与周围环境息息相关并互相影响，重要的不是物是什么，而是物所处的整体，物之间的关系以及物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转向事物研究是对主体/客体、心/身、语言/事实、人/非人这样的二元对立观念的反叛，试图弥合长久以来的分裂状态。拉图尔指出需要定义一种“物的议会”(the parliament of things)，这个议会不是凭空创造，而是“重新聚合被波义耳和霍布斯撕裂的两个部分的象征，一半是在科学与技术中被建构出来的政治，一半是在社会中被建构出来的自然。”[12]144由此可以看出，拉图尔对海德格尔的批判并不是“反海德格尔”，而是“非海德格尔”，他的“物的议会”并非海德格尔的“天地神人”的四重“物”之“聚集”，而是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所有事物的“集体”(collective)。在拉图尔看来，这个集体是四种系统的联结：自然(nature)、话语(discourse)、社会(society)、存在(being)。“现代”以来，正是这四个系统被划分开，形成了不同的学科建制，并试图排除其他系统的影响。然而，并没有一个独立的系统，也并没有一个单独的物。正是事物间这种“自然的真实性，话语的叙事性，社会的集体性，存在的存在性”[12]90的相互联系才引发了“现代”人的增殖(proliferate)。理查德·罗蒂曾评价拉图尔是在反二元论式的哲学讨论上做得最出色的学者。 不论是海德格尔还是拉图尔，都召唤了物的回归。文本主义的困境一定程度上促发了20世纪末的许多理论家重新审视被长期排除在外的事物。物开始回归到理论视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