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弄明白他们如何左右我们的命运
    ——奥里亚娜.法拉奇 （作者序）
    我编这本书的唯一目的是，希望它成为当代27位政治名流的历史的直接见证，成为一部新闻报道的集子或历史文献。但我不希望它沦为一本仅供那些研究权力之争的学者们阅读的采访集。我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把自己当做一架只是机械地记录所见所闻的机器。我进行每一次采访都费了心血，像对待那些与我利害攸关、我必须态度明朗的事情那样去关注我的所见所闻（事实上我对每件事情都根据我所持的道德标准明确表态）。我不是带着像解剖学家或记者所持的超然态度去会见这27位大人物的，我去见他们时往往情绪激动并带去了一连串问题。这些问题，我在访问他们之前总是先向自己提出。我进行这些采访的目的是希望弄明白他们在掌权时和不掌权时是怎样左右我们的命运的。我要弄明白诸如这样一些问题：历史究竟是多数人创造的，还是少数人创造的？它有自己的发展规律还是取决于个别几个人？
    我知道这是一个没有人解答过，也永远没有人能解答的老问题，也是一个存在已久的十分危险的陷阱，因为每一个答案的本身都包含着矛盾。难怪很多人妥协了，他们说：历史是由所有的人和个别人创造的，个别人成了领袖，因为他们生得逢时，并且知道如何利用时机。也许是这样。但是那些不愿为生活中荒唐的悲剧所欺骗的人宁可相信帕斯卡的话：“如果克娄巴特拉的鼻子当时长得短一些，整个世界的面貌会成为另一个样子。”他们宁可信奉伯特兰·罗素所信奉和所写的：“随它去吧，世界上发生的事由不得你，而是取决于赫鲁晓夫先生、毛泽东先生、杜勒斯先生。要是他们说‘你们去死’，我们就得死；如果他们说‘你们活下去’，我们就得活下去。”我无法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总之，我无法否认我们的生存是由少数人决定的，是由少数人的幻想和反复无常决定的，是由少数人的能动性和意愿决定的。这些少数人，通过他们的理想、发现、革命行动、战争行动，甚至一个简单的行动或对某个暴君的谋杀来改变历史的进程和大多数人的命运。
    当然，这是一个可怕的假设，这种观点触犯人的尊严。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成了什么？是一群在时而高贵时而卑贱的牧人手中的绵羊？还是一批充当配角的货色或是一片飘零的落叶？为了否定这个假设也许得信奉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决定一切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历史是由人民通过阶级斗争创造的。但是你很快就会发现现实生活并不能肯定这种观点。你会反驳说没有马克思就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人能证明，如果马克思不诞生或马克思没有写《资本论》，约翰·史密斯或马里奥·罗西会写《资本论》）。于是，你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促成这样的转折而不是那样的转折的是少数人，使我们走这条路而不走那条路的是少数人，理想、发现、革命行动、战争行动都来自少数人，谋杀暴君的也是少数人。你不禁不安地自问，这些少数人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比我们聪明，比我们坚强，比我们明智，比我们有胆量吗？或者他们既不比我们好，也不比我们坏，是同我们一样的人，一些不值得我们钦佩也不值得我们生气和嫉妒的普普通通的人？
    这个问题要追溯到过去，追溯到遥远的过去，而我们对过去的了解只是学校强加给我们的那一套。谁能保证学校没有给我们灌输谎言？谁能向我们提供关于薛西斯、恺撒和斯巴达克为人真诚的确凿证据？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他们的战绩，而对他们的人品、弱点、谎言、理性和道德却一无所知。我们手中没有材料可以证明维钦托利是坏蛋。我们甚至不知道耶稣基督是个高个子还是矮个子，头发是金黄色的还是褐色的，受过教育还是大老粗，是否与抹大拉的马利亚同过床；不知道圣路加、圣马太、圣马可、圣约翰关于耶稣的传说是否真实。啊，要是有谁用录音机采访过他，记录了他的声音、思想和语言就好了！啊，要是有人把圣女贞德在审讯中和在被烧死前的话速记下来就好了！啊，如果有人带着摄影机采访过克伦威尔和拿破仑就好了！我对耳闻传下来的记事，对发表得过晚又没有证据的报道投不信任票。昨天的历史是一部充满无法核对的故事和无法与之争辩的臆断的小说。
    今天的历史就不同了，因为它是在事情发生的同时写下的。人们可以在采访时对控制着世界和改变其进程的少数人照相、拍电影、录音；可以通过报刊、广播、电视马上加以报道，加以说明，并进行热烈的讨论。为此我热爱新闻工作，从事新闻工作。有哪一种别的什么职业允许你把正在发展的历史写下来，作为它的直接见证呢？新闻工作就有这种非凡和可怕的特权。体会到这一点后，很自然地会深感到自己的不足。我每当遇到一个事件或参加一次重要的会见时总是焦虑不安，担心自己没有足够的眼睛、耳朵和头脑来进行观察、倾听、思考，以便从中理解一条蛀虫是如何钻入历史这块木头中去的。我说我每进行一次采访都花了心血，这并不言过其实。我要费很大的劲才能说服自己：去吧，没有必要成为希罗多德，你至少能带回一块对拼组镶嵌图案有用的小石头和对人们思考问题有用的情况。要是错了，也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