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所有的爱都指向团聚，唯有父母的爱指向别离”，今年的荧屏上，由汪俊执导、何晴任总编剧，黄磊和海清领衔主演的电视剧《小别离》在掀起收视热潮的同时，更是被誉为“2016年现象级话题剧王”。《小别离》是国内首部反映中学生留学的影视作品，电视剧通过三个不同阶层的家庭在面对中考、低龄化留学等问题上的不同表现，将宏大的社会话题浓缩在三个家庭的日常生活中，呈现了多种价值观的碰撞。不少观众在观看电视剧后直呼“看到了自己的生活”。
    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上海电影集团“70后”编剧何晴在读到《小别离》原著时，就被作家鲁引弓在小说中描述的那种亲子之情和别离之痛深深打动，马上接受了电视剧改编任务。而在《小别离》引爆荧屏之前，她已经写过一系列现实主义题材的电视剧作品：从改编《鲜花朵朵》到《爱的多米诺》，从描写知青生活的《原谅》到充满现实意味的《买房夫妻》，在玄幻剧、谍战剧等风靡荧屏的当下，何晴一直默默耕耘着现实主义题材创作。《小别离》的成功，在引领潮流和资本的玄幻、穿越、IP大剧之外，让观众看到现实和真实的力量。
    从文字走向影像，《小别离》不只讲述了三个家庭的别离悲欢，不只讲述了几乎笼罩全民的教育焦虑，它还以更丰富的姿态呈现了当代城市的生活百态，如亲子关系、中年危机、中产危机……更多广泛的民生话题都在其中被窥见和触及。有媒体如此评价：《小别离》在微观上揭示了小家庭内部的意识摩擦，中观上刻画了经济基础不同带来的观念差异，宏观上折射了“中国式教育”的利弊得失以及中西文化的深刻差异。
    何晴亦特别认同专家对《小别离》的评价：“现实主义担当，理想主义引领。”现实主义题材的影视作品不仅是反映生活的“多棱镜”，在其背后，必须有理想主义的支撑才能走向深入和深刻。“什么是理想主义？理想主义就是你知道真实的生活，但你还是去热爱它，拥抱它。”她说。
    
    除了《小别离》，何晴还编剧过《爱的多米诺》《我的泪珠儿》《买房夫妻》《鲜花朵朵》等热播剧。
    “文学，包括影视文学，体现善意和温暖是最重要的”
    Q“现实主义”题材在当下的电视剧市场并不是一个热词。这几年最受欢迎的，是穿越、玄幻、IP剧。相对而言，颇有写作难度的“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在这几年可说是陷入低迷期。但从创作履历来看，你这些年的创作却一直都坚持了“现实主义”方向。
    何晴：是的，我一直对现实主义题材创作比较感兴趣。2003年左右，我和王宛平老师合作了由张欣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我的泪珠儿》，从这个戏之后，我发现自己比较适合这种做得比较扎实的现实主义作品。
    在《小别离》之前，我创作的《原谅》写的是知青生活，《买房夫妻》讲述的是一对高知夫妻为买房最终离婚收场的故事，《鲜花朵朵》则是写一个大家庭，一个家中七个女儿，戏剧冲突比较多，能呈现比较丰富的众生相。我也曾试过写谍战剧、年代戏，但发现完全不在状态，只要一写别的题材就有无数的想法和主意。我想，既然无法突破，那我就在自己擅长的方向做到最深，努力写到自己能达到的最好状态。
    Q这是一个丰富的时代，我们周围的生活中存在各种“现实”，生活有时甚至比文学作品、影视作品更为离奇、更开拓想象。在这种情况下，电视剧应该如何呈现“现实主义”？
    何晴：所谓“现实主义”题材，不是写当代生活就可以称作是现实主义。我认为，编剧一定要对当代生活有足够的了解和把握，在作品中体现生活的横剖面和纵剖面，要把尽量多的人生展现出来，揭示出一些社会问题，这样的作品，才能被称为是现实主义题材的电视剧。
    我曾经也怀疑过，现实主义是否已经死亡。尤其是这几年，现实主义题材的电视剧创作十分艰苦。很多人都告诉我，现实主义死了，电视剧市场只剩下玄幻和大IP，电视剧不需要情节，不需要故事，只要看“颜”。但《小别离》播出以后火了，我欣慰地发现，观众永远需要能反映现实和当下的电视剧作品。
    在我个人而言，我一贯的创作风格是比较温暖的。在我的理解中，文学，包括影视文学，体现善意和温暖是最重要的。生活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温暖、善意、幽默的日常，大部分老百姓都过着这样的生活。即使描写贫穷，你也不能把所有的穷人和他们的生活都想象得很脏乱，处在贫穷中的人也可以活得清清爽爽，有时候，人的尊严就体现在这些细节之中。
    Q很多人都说：“现实主义正剧是编剧桂冠里最难戴的一顶，也是最荣耀的一顶。”与其它类型的电视剧创作相比，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难在何处？
    何晴：我的一位老师说过，电视剧创作情节可以简单，但感情要复杂。当下的一些电视剧有很多情节堆砌，用行话叫“跑梁子”，但这些情节无法塑造人物。现实主义题材的电视剧塑造人物需要用大量细节，它不像玄幻、仙侠或者侦探剧，可以靠戏剧冲突就推着故事往前走，更需要编剧用经验去判断，故事往哪个方向发展更好，哪个细节更生动，更容易被观众接受。这些都在考验创作者的功力。
    Q我注意到，在一些采访中，你比较强调你的编剧团队。在现有的认识中，人们往往会更强调编剧的独立性与独特性。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何晴：1998、1999年时，我的恩师黄海芹老师把我介绍给香港作家梁凤仪，协助她把她的小说改编成电视剧，借此机会，我参加了香港的电视剧创作团队。当时，香港电视剧的创作方式是团队合作，一个编审带领一些编剧集体合作。这种创作方法打开了我的思路。上大学的时候，我学的都是用感情、用真情去写人物，学习了剧本创作的技巧，但香港团队的创作非常公式化。他们很明确地告诉我，电视剧就是分四大段，每一段都要有起承转合，每一段都要有变化。电视剧的写作很公式、很工整，但在人物塑造上，又很有力度，每个人物都是很真实地展示现实。就是在那段时间，我认识到，剧本创作的公式化并不是全然没有优点。如果创作者掌握公式，又高于公式，这种创作规律就可以成为你的武器。
    后来，我跟王宛平老师合作了《我的泪珠儿》，之后又单独地做了几部戏，也慢慢发现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无法形成火花，于是就开始组建自己的团队，把在审美上与我比较接近的妹妹、闺蜜、好朋友吸纳进来。十几年来，我们共同合作，在创作每个人物时都进行充分的讨论，有讨论就会有激发，不同意见的讨论也让我对人物有更丰富的理解。最后由我统稿，尽量把集体的智慧融合在一种统一的风格之中。对我而言，我们是合作伙伴，剧本是团队智慧的体现。他们跟我是一体的。
    
    《小别离》
    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写一个现实主义作品却不触及阶层，是不真实的”
    Q《小别离》写了“低龄留学热”、“拼爹”、“应试教育”，也写到“中产焦虑”，写到了当下社会的阶级分化，由电视剧可以生发出很多话题，其精神内核无疑是十分沉重的，但电视剧却选择了用轻喜剧的方式来表现这些“沉重”，创作时是如何考虑的？
    何晴：从《十六岁的花季》之后，中国就没有比较有影响力的、描写这个年龄层少男少女的电视剧作品。由于各种原因，好多年都没有编剧愿意触及教育题材，《小别离》这次也算是正面强攻。而我们创作时秉承的原则就是尊重孩子，蹲下来写。
    在正式创作之前，我们通过留学中介采访了很多家庭，最后选择了这三个家庭，展示了三个阶层的生活，写出了不同阶层的家庭所面对的问题。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写一个现实主义作品却不触及阶层，是不真实的。
    《小别离》的原著带来我深沉的感动。但现在的观众忙了一天，回到家中，打开电视，还是希望看到一些比较轻松的内容。所以，我们用一层轻喜剧的壳子，来包裹真正有重量的内核。如果只是轻喜剧，没有人生内核，电视剧就没有现实的厚度。我认为，笑中带泪才是真正优秀的作品。
    我们的采访中也有一些很“冷”的东西，比如说留学之前，有父母选择让孩子在寒暑假花三四万元去目标学校游学。有清洁工父母想把孩子送出去，但开不出收入证明。而这三四万元钱是父母一分一分攒出来的，十几二十天的游学就要用掉家庭几年的积蓄。我没有什么资格去评判他们的行为，因为教育是家庭最核心价值观的体现。但我愿意以最大的善意去理解他们，去真诚解决剧中的问题。
    
    剧中老金一家为出国费用烦事几乎造成家庭破裂
    Q你的影视作品不少都是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来，比如《我的泪珠儿》《买房夫妻》《鲜花朵朵》和这次的《小别离》。你觉得，从文字到影像，需要经历什么样的“转换”，才能获得成功？
    何晴：大学时，我看过一套叫《从小说到电影》的丛书，有二三十本，书的前半部是小说，后半部则是改编过的剧本。从这套书中，我特别明显地看到了从文学到剧本的变化，与原著相比，剧本会变得更浅，更亮，更加地外在，但尽量保持了文学中深刻的地方。
    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写电视剧和写小说不一样。写电视剧剧本不能太自我，一定要客观、冷静、全面，站得高一点。创作人物时，要钻到每一个人物的心里去。这有点像传记写作，写作者钻到人物的背后去写。作者对人物要有感情，又不能太深情。这个度的拿捏很考验编剧的功力。
    所以，我认为编剧应该抱有一种“零度写作”的创作态度。在进行剧本创作时，他应该把自己澎湃的感情降到最低，尽量理性客观地去书写人物，和人物保持一定的间离。这个“间离感”在电视剧创作中很重要。编剧不能把自己完全沉浸在故事里。过度沉浸会跳不出来。但如果离得太远，没有贴身的感情，也写不好作品。
    此外，写小说和诗歌可以完全写自我，但电视剧需要面对广大的观众，编剧不能只想着呈现自我，而是要在一部剧中尽量多地展示不同的人群。比如，在《小别离》中，朵朵爸爸的行为会比较符合我自己的教育观：对孩子比较宽容，对孩子有足够的理解和尊重，给他们足够的有质量的陪伴，尽量平等地把孩子当作朋友。但这只是电视剧中的一个角色，社会中的种种状态，逼迫孩子的，溺爱孩子的，望子成龙的，我都需要去写。
    
    剧中朵朵与父亲
    Q在一众改编自文学作品的影视作品中，你比较认可哪一类作品的改编？在改编文学作品时，你的目标是什么？
    何晴：我曾听刘恒老师分析他创作《秋菊打官司》的三层主题：最外面一层是一个农村妇女为了维护自己的丈夫和村长掐架的故事，中层是民告官的故事，最内核却已经上升到是萨特“他人即地狱”的哲学高度。这样的文学改编才是高级的。
    在作品中，我都会夹带自己的“私货”。好的影视文学应该雅俗共赏。思想深入的观众可以看到创作者的思考，但普通观众也可以看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在《小别离》里，我要写的也不是家长里短，“世间所有的爱都指向团聚，唯有父母的爱指向别离”，《小别离》最终讲述的，还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