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6年4月，路内凭借长篇小说《慈悲》荣膺第十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项。《慈悲》以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国营工厂困难职工补助制度为“物像”，叙写了陈水生及其他城市工人的生存苦难与个体在生存信念下的艰难挣扎，诠释了人物在残酷面前隐忍负重、进退皆宜的生存态度，同时，也对现代性进程中的个体自我救赎方式进行了复杂而深入的追问。一定意义上，《慈悲》是小说家路内考察和介入社会现实的一个窗口，表达了他对平凡人物日常生活遭际的关注和内在精神世界的体恤，小说字里行间氤氲着一种慈悲为怀的气息
    近年来，路内小说创作成就斐然，相继在《收获》《人民文学》等权威刊物上发表《少年巴比伦》《追随她的旅程》《云中人》《花街往事》等多部长篇小说，2016年4月，又凭借《慈悲》荣膺第十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项。
    《少年巴比伦》等小说刚发表时，评论界将其纳入青春成长写作之列，但路内并不认同这样的站队，《慈悲》的问世就让人们看到了他创作的新走向。小说以上个世纪国营工厂为困难职工实行多年的补助制度为“物象”，同时，串联起三年自然灾害、改革开放、国企改制、职工下岗、外资流行等重大社会事件，在广阔的历史风云中叙写了陈水生及其他工人们的生存苦难。面对残酷的现实人生，路内在人物形象的内心世界和彼岸信仰上倾注了更多的笔墨，诠释了一种隐忍负重、进退皆宜的生存态度，并对现代性进程中的个体的自我救赎方式进行了复杂而深入的追问，显露出一种作为生存方式的“慈悲为怀”的精神。语言上，《慈悲》凝重而不失幽默，第三人称视角配合着冷静、节制的叙事节奏，很好地诠释了“慈悲”的三重深意: 对工人、对世事、对自我的慈悲。
    “不退休也会累死”:严酷现实下工人的生存诉求
    提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人，人们会不自觉地给他们贴上社会主义“主人公”、“领导阶层”的标签，与此身份联系在一起的还有改天换地的战斗豪情、舍己为人的牺牲精神等。事实上，个体并不纯然都是崇高而伟大的，生活的压力考验着每一个世人，时代的云谲风诡，人与人的相互倾轧，无不裹挟着人们的脚步及走向。《慈悲》就让我们看到了平凡人生的真实一面。小说开篇写道:
    苯酚车间的老工人，退休两三年就会生肝癌，很快就死了。老工人为什么在厂里的时候不生癌，偏偏要等到退休生癌? 师傅就对水生说，苯有毒，但是如果天天和苯在一起，身体适应了就没事，等到退休了，没有苯了，就会生癌了。
    根生打趣说: “师傅，你干脆不要退休，就不会生癌。”
    师傅说: “不行，我干了半辈子，天天上三班，我不退休也会累死。”
    苯酚车间的工人们退休后会生癌，但是不退休继续干，又会累死。面对这种悲惨宿命，工人们不仅在坚持，还每天闻着恶臭的腐尸气味，就是因为他们要活着。作为人最基础的生存需求与最朴素的人生要义，“活着”散发出的迷人气息使每个人都深陷苦难泥淖，而又对此念兹在兹。水生十二岁时在逃荒中失去了父母与弟弟，独自一人在残酷的世界中挣扎漂浮; 根生的父母长期患病，不仅使原本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更使根生的婚姻悬置无望; 水生的师傅家庭负担沉重，他抱怨自己如同一匹马拉着家里的四辆车，心酸感慨: “现在大家都勒着裤带过日子了。裤带勒在腰里还好，明年我就该勒在脖子上了。”未到退休年龄，师傅就得了骨癌，他怀着对生的无比眷恋，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这些在生活漩涡中挣扎泅渡的人们，不仅遭受着物质匮乏的压迫，也承受着精神焦灼的疼痛，随时有可能遭遇人生之舟倾覆的厄运。
    置身于这种漂悬的境地，“活着”就成为他们继续前行的最强烈的动力。面对能为生活增添一抹亮色的补助，个体能量被最大程度地召唤出来，工人们淋漓尽致地倾诉他们的生存诉求，根据补助申请形式的变化调整努力的方向，也承受着美好品质渐去渐远的惆怅与悲哀。在车间主任掌权时，工人们争相献媚李铁牛，“低三下四，像狗一样求我(按: 他) ”; 在宿小东掌握了分配大权后，工人们转而忍受他的嚣张跋扈、目中无人。为求补助，师傅跪在他的办公室门口。几年后，束手无策的段兴旺几乎重演了这一幕。借用仅有的资源交换生存的可能，成为风雨飘摇中的小人物的共同选择。补助审批权力上移工会后，申请人不仅要足够困难，还需借助提交人的口才为媒介，长于谋略并舌灿莲花的水生由此受到众人的追捧。段兴旺恳求水生，兜售出个人的隐私，他人也因段兴旺成功的刺激，欲望一触即溃，尽情地炮制私生活的不幸，演绎出一场围堵水生的荒唐闹剧。段兴旺冒充烈士家属时，甚至谵妄道: “我妈年轻守寡没嫁人，是个烈女，我当然是烈属”。小人物先天的喜剧性经过路内惯用的谐谑语言的调和，产生了一种笑中带泪、啼笑皆非的效果。各车间让女人去工会主席那里扭屁股，竟也成为一时的风气。此后，申请补助不仅要层层领导签字、运用策略战术，陈词介绍也俨然升级为竞选演讲，工作于其间的口拙之人似乎再难以获得补助，被剥夺了改善生活的可能。屡屡扭曲发酵的申请形式，离析了工人本有的精神操守，为满足最低层次的生活需求，他们忍辱含羞、自嘲自贬，上演了种种丑剧，交付出人格与尊严的昂贵代价。
    补助编织的美好生活想象不仅支配着工人的行为品质与个性趣味，更深入影响着他们的生活观念与价值取向。一些人看到苯酚厂效益好、福利多、奖金高，不顾苯酚会致癌，绞尽脑汁地慕名而来。这种对生命麻木漠然的态度令人瞠目与痛心，但也从另一方面昭示出严峻的生存困厄带来的人性异化。为了生存，他们可以饥不择食、饮鸩止渴;生命陷入绝望后，更不惜破釜沉舟、孤注一掷。这是工人生存的无奈，也是历史与社会的哀痛。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人们获得极大的社会尊崇，“咱们工人有力量”更显示出一种雄赳赳、战天斗地的精神风貌，但是，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工人和社会其他群体一样饱受着生存的煎熬，肩负着养家糊口的重任，身份尽管荣耀，却同样要面对生活的高压。如果说，“十七年”的工业小说渲染的是阶级翻身的社会神话，八十年代的改革文学涌现的是一批锐意进取的开拓者，那么，2015 年路内的《慈悲》则除去意识形态的捆绑，复原工人个体真实的生存处境。同时，以往的工业小说更多将视阈锁定在时代的弄潮儿，这固然能揭示历史前进的方向，但从社会发展的逻辑来看，英雄毕竟是社会中的少数人物，真正能贴近时代真实状态的是芸芸众生。路内的《慈悲》在这点上就有一种大胆的气度，他将观照点锁定在曾被忽的小人物身上，并且，勇于正视他们面临的生存困厄。路内曾透露父亲讲过，上世纪50至80年代，他因为能言善道，在工厂里帮过很多贫困职工申请补助，尽管每月只有5块、10块，却让很多家庭在饥荒年代得以活命。这一感伤沉郁的个人记忆被路内以文学化的手法复原了，使作者有机会洞悉并逼近彼时大多数工人的生存状态，同时，路内并未止步于经验层面，在复原人物贫穷与困厄的真实影像时，又深入到工人的内心世界，细致入微地展现他们面临苦难时的无奈、绝望与挣扎，正是这种精神上的深入掘进，使《慈悲》具有着深沉的情感力量。
    毫无疑问，叙述者的情感态度影响着对历史事件的评价，也参与着对历史事实的书写。技校毕业的路内19岁起就与工厂周旋，有过扎实的工人经历，路内父亲也是工厂的工程师，从小在工厂长大并工作的路内，写起工人来毫无违和感，对工人生活也有着真实而不乏痛楚的体验，他懂得他们的诉求、焦虑与反抗，能够在内心深处对他们的生存吁求实现情感呼应。这使他在检视那个已经远去的时代时，对父辈苦难历史的叙述融入了一股人道主义的温情，即便面对的是疮痍溃败，也会考虑到历史因素的熏染而对其表现出特殊的关怀与理解。因此，小说中工人为求补助，不惜穷形尽相、插科打诨，很多时候不仅不令人心生恶感，反而显得小人物挣扎求生是那样艰难与悲苦，他们在改革的物欲洪流面前，出于物质需求长期被压抑而爆发的强烈反弹力，也散发出一种人性舒展、生机勃发的积极力量。也就是说，路内赋予小人物苦难命运以更多的历史、社会、时代的观照，使他们的挣扎求生带有对外界现实抗争与倾诉的味道。这种苦难命运由于始终都沉浸在作者体恤性的感情热流中，既支配了小说的叙事趣味，也彰显出作者对工人慈悲情怀的信念立场。
    “走过去! 不要看他”:世事和解的生存态度
    水生与爸爸、妈妈、弟弟在饥荒逃难时，常看见路边倒毙的死人或形色不正常的疯子，每当这时，爸爸就会说: “水生，走过去! 不要看他! ”多年后，在水生定居城市、工作、结婚、面对人生诸多矛盾时，他的耳旁还会浮起爸爸的这句话。靠着这句话，他信奉生活中总有美好的事情发生，以宽宥豁达的姿态承负了人生的不圆满，世俗经验也提供给他应对苦难现实的精神资源，伴随着自觉的时代意识与生存压力，水生实现了与世事人生的和解。他坚定从容地走过阴冷潮湿的人生岁月，也独善其身地穿过荆棘遍布的生活丛林，诠释出一种小人物的生存哲学。
    在水生的成长岁月中，生存以残酷狰狞的面目显示了强大威力，形塑着他的人生观念。十二岁经历的大饥荒使他的身体与灵魂遭受着严酷磨砺，虽然水生侥幸得以在灾难中重生，却因目睹饥饿带来的流离与死亡，对饥荒产生了挥之不去的阴影。被这种生存恐慌所裹挟，水生逐渐趋向并认同了父辈们的生存体悟。叔叔说: “吃饭不要吃全饱，留个三成饥，穿衣不要穿全暖，留个三分寒。这点饥寒就是你的家底”，民间积淀多年形成的朴素认知渗入到水生的体内，参与着他的人生观念建构，使他明确了生存首位的人生向度。婚后，玉生又强化着水生关于尊严、体面的思考，如果说，家人关注的是生存本体的人性需求，既不失基本的感官满足，又追求较高层次的尊重需要，那么，师傅与根生则从不同方向诠释了厂内的生存法则。师傅敢想敢拼的行为方式印证了“是根枪就要立起来”的口头禅，独特的斗争策略更影响了水生对禁锢环境下抗争、个体与权力关系的认识。师傅在申请补助遭到拒绝后，跪在了车间主任办公室的门口，引起了众人的围观与议论，与其说这是跪求领导，毋宁说是跪民心、跪舆论; 尽管还没去世，师傅就让水生背着去找工会主席询问丧葬费。相对于师傅的生存策略与战术，狷傲不羁的根生则从反向深化了水生隐忍克制的品性。根生与厂里的规章制度格格不入，特立独行的个性既成就了他的“英雄”风范，又使噩运紧紧尾随着他，只因脚踹阀门就被判处破坏生产罪投进了监狱，成为水生人生中的重要参照系。师傅与根生的遭遇化作了水生想象和书写人生的重要思想资源，以此，水生历炼着自己的生存技能与行为方式，寻找着适宜的人生哲学。
    面对有着严格等级秩序和惩罚体系的工厂，水生不断地在生存诉求、理想前行、道义承担与自我维护之间寻求平衡点。一方面，他将工厂视为生存保障的依托，谨守或奋进拼搏、或隐忍克制的态度; 另一方面，他的内心深处又不乏师傅与根生的自我意识。这种因聚焦求生而形成的亦刚亦柔、坚韧顽强，同时不失自我的处世姿态贯穿了他的整个工厂生活史。初入工厂时，水生干起操作工作来任劳任怨、恪尽职守，仅一年就与师傅的成品率齐平，结合试车的成功，他的价值感极大彰显。随后师傅的死、根生的入狱渐渐更改了水生的环境背景。在遭到宿小东报复，从操作工沦为滚桶工后，水生感受到命运的胁迫与灵魂的撕扯。面对生活中难以改变的黑暗与苦痛，水生屈就顺从，循规蹈矩，三年中，按时按量完成滚桶工作。如果说，生存的功利考虑、现实的经验教训教会他隐忍沉默、面对逆境随遇而安，那么，强烈的尊严与意志则是他的内心支撑，让他在苦难中不忘坚定克制，在困厄中重新定位，因此，即便做众人不屑的滚桶工，他也力争做得最好，以坚韧与顽强的精神对抗飘落在人生罅隙里的尘埃，同时，这种顽强亦来自对他人尊重的吁求，但起码的人性尊严需求却难以得到他者的认可。“滚桶大王”的称号固然给他带来了两个暖水瓶的实惠，但也成为他急切想摆脱的噩梦。自我期许的激情驱动着他，反抗、挑战的意识不时穿透坚硬的理性铠甲渗透出来。水生以偶尔的冷笑、自称老子与周围环境相抗争，尽管这种反抗是那样苍白无力，却也显露出水生不无韧性的精神世界。改革开放对知识分子的重视，使水生终于扬眉吐气，从滚桶工一跃成为技术员，无论是绘制图纸、改进设备、设计厂房，他样样干得出色，久违的价值感与尊严感也重新浮出地表。不可忽视的是，水生如鱼得水似的悠游体内流淌着刚毅奋进的精神血液，通达和解的生存智慧中也隐藏着不绝的抗争因子。早在滚桶时看到白孔雀奋力抗争改写命运后，水生就曾感叹: “我觉得自己就像埋在土里，拱一下，土就松一点。看到别人拱出去了，我也要想办法。”此时，他利用厂子的游戏规则，更游刃有余地周旋在各种规定之中。尤其是为工人申请补助一事，几乎是对畸形的申请规定进行制度内允许的公开嘲弄，厂长就曾调侃道: “接下来是陈水生的表演时间”。“表演”一词充分显露出水生演讲的嘲谑性质。在所向披靡、节节胜利中，水生充分享受着才能被认可的怡悦。如同所有的生命都会划出上升和下沉的曲线，驻足于花繁柳密处的水生也再次遭受着狂风暴雨的侵袭。国企改制自有后，头发花白的水生为避免下岗重新做起了操作工。直至私营企业兴起，水生凭着一技之长才又将日子过得风生水起。
    水生的一生与新中国的工业化历程异质同构，维系了近半个世纪国营工厂的盛衰兴废，他的个人命运紧密随着时代社会的变化而沉浮跌宕，这诚然显得被动，却也显示出了一种生存姿态。作为一个世俗经验的传承者，水生对于生存的感受与体会是了然于胸的，在顺水顺风的的情境下，他试车、设计图纸，甚至帮工友申请补助，都与他内心的价值诉求实现了高度契合，而当新旧思想在时代巨变中激荡时，他没有像同时代的其他人一样不知所措，听任人生停滞耽搁，而是穿过历史的迷雾，以才华和韧性化解了人生中的磐压巨石，继续跟随时代前行的脚步。某种意义上，小说正是借助水生的命运来思考自我与外界的关系。在波澜壮阔的历史浪潮中，个体为追求自我的生存权利，一次次和时代、社会发生较量与对抗，面对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时代大潮，个体往往只能被动地随之翻涌，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渺小与无力。特定历史阶段的非理性因素更会造成个体一生的悲剧。尽管，不甘平庸的奋斗者依然会在这片局限的土地上挣扎抗争，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大多只能受制于环境，陷入苦难的深渊。如众所知，历史与社会有自身发展的规律，所有人都须面对不可抗拒的时代洪流，此时，再强行地苛求历史对自身命运负责，无疑是荒谬的。水生深谙此理，他是工专毕业，兼顾工人与知识分子两种身份，既是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又格外敏感自身的处境与遭遇，国家政策、时代社会在他身上打下的烙印也更为明晰，但他面对人生的苦难与内心的痛苦，既不质问，也不清算，而是努力顺应着社会的发展规律，又坚持独立的人格尊严和做人准则。不同于根生在生命与现实对峙之后，以死亡表达对命运、对社会的不满与反抗，水生始终在修补着与外界的关系，或蓬勃飞扬，或隐忍克制，都与现实人生汇织成一幅和谐融洽的景观。路内从水生命运的前因后果中发现了小人物的生存哲学，感悟到豁达坚韧对于个体生命的重要性，由此，小说所探讨的对象就超越了水生个人，进而思考一种普泛性的人生态度。
    水生自觉地使自己迎合社会的意志，他的苦苦求索，融入了个体生命在占有绝对优势的社会现实面前的无奈，这里有隐忍、有克制、有顺从，亦不乏坚定“走过去”，对生活中些微光亮与希望的努力呵护。人物在历史事件前的随遇而安、豁达从容，最大程度地化解了个人与历史之间的矛盾冲突，由此也可以看出路内的思想旨趣: 在历史社会直接间接地造成个体的悲剧后，过分纠结自身的历史伤痛只能继续被时代所围困。我们无力抵抗命运的胁迫，却能守护着生命迸发的强大力量，只有以慈悲的情怀，与世事人生达成和解，才会承受、战胜人生中的诸多磨难，也会拥有广袤丰富的心灵家园。
    “真庙假庙”:生存信仰的“真相”与“假面”
    “人生即是痛苦，变幻原是永恒”。宇宙自然的浩瀚无边将生命个体抛入现实的悲剧之中，使人类面对永难摆脱的限制与困境，尤其在一个变革的时代，个体更不可避免地遭受着世事万变、人生无常，承受着强大外界力量对个人精神空间的挤兑。面对人类永恒的生存困境，路内表达的已不仅仅是一己对外界的认同与接纳，而是回归到生命本体，书写一切生命对自我的慈悲，展现人们汲取力量抵抗侵袭、支撑生命，在与外界抗衡的过程中，将此升华为一种生存信仰的努力。这种对人类内在灵魂世界的关注，使路内的小说显示出宽广深邃的气度。小说巧妙地将人生苦难、自我救赎、宗教信仰及现代性的阴暗面结合起来，深刻地揭示出人们依托宗教的强大感召力获得自我解救的可能，同时掺杂在现代性中的非理性因素蒙蔽了人们的心智，使本为拯救灵魂的寺庙呈现为或真或假两副面孔。路内在探讨人物自我救赎的同时，完成了对现代性的去蔽式的审思。
    水生与云生见面后，就真庙、假庙问题产生了争论:
    弟弟摇头说: “虽说是假和尚，但我心里早已皈依了，住在庙里比较合我心意，不想再过俗世的生活。人生的苦，我尝够了。”
    水生冷笑说: “东顺的庙，有什么皈依可言? 一座假庙而已。”
    弟弟说: “世间本来就没有真庙假庙。我有一天看到个破衣烂衫的老太，腿都残疾了，她知道县里有了庙，就爬着来进香。在山门口，她虔诚磕头，非常幸福。庙是假的，她的虔诚和幸福是真的。真庙假庙，都是一种虚妄。”
    云生认为真庙假庙都是外界的认定，关键在于自身的态度。如果自身持有信念，无论面对什么，心灵都能得到净化，获得平静与幸福，而水生则无法认同假庙能生出信仰的理论。他深知假庙老板宿小东的底细。宿小东在苯酚厂倒闭后，建造寺庙，他的本意是敛财，绝非为了修行，公众若面对此庙感受到了心灵救赎，在水生看来无异于是个笑话。争论涉及到对于信仰的认识、坚守等问题，颇有求佛、问佛的深意。
    小说取名为“慈悲”，本身就蕴含佛教普度众生之意。按照佛教的经义来看，世人都生活在生与死的苦难中，这是现实的此岸世界，只有不断修炼与提升，跨越生死的界限，才能抵达理想的彼岸世界。《慈悲》的故事情节就暗合了将众生从苦难中救赎出来的精神旨归，不乏佛缘的人们也领受着佛家思想的终极关怀。饱经忧患的云生得到老和尚的收养，看透红尘，一心皈依; 无子的玉生供拜观音菩萨，企盼得到神灵的引渡，实现自我解脱; 根生越狱后，得到和尚“回头是岸”的点化，重新返回监狱。对于深陷在精神泥潭里的他们来说，佛教与其说是一种宗教信仰，不如说是一种人生的思考方式，为他们树立了生命支柱与彼岸憧憬。路内在此将关于慈悲的思考从外界转向了内心，尽管这已非严格意义上的佛家慈悲，但是，若对慈悲作宽泛的理解，可以说，回归心灵，自我救赎，同样连接着内外两个世界。小说以水生与云生的对话作为结尾，一定意义上，也暗示出作者试图为精神沦落的世人寻找突围之路的努力。同时，佛教本身就关注主体的精神世界，追求个人心性的清净不染，在向内的精神世界里，通过遵循神灵的指引，脱离人生苦海，但这种精神领域的神我交流、生存信仰的持守却遭遇现代性的滑铁卢，呈现为似是而非的面孔。
    当下社会，经济发展、制度完善、理性认识等“大词”不绝于耳。殊不知，理性也不是万能的，理性膨胀带来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按照韦伯的说法，人的理性行为包括“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决定于对客体在环境中的表现和他人的表现的预期; 行动者会把这些预期用作‘条件’或者‘手段’，以实现自身的理性追求和特定目标”; “价值理性”“决定于对某种包含在特定行为方式中的无条件的内在价值的自觉信仰，无论该价值是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还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只追求这种行为本身，而不管其成败与否”。也就是说，“工具理性”强调的是按照外界事物或他人的期待，并且利用这种期待，实现自己目的的有效手段。“价值理性”看重的是伦理、美学、宗教等行为本身的价值，也即信念。宿小东利用现代人物质生活安稳，急于寻找精神救赎的心理，建造假庙为众多香客提供了求神拜佛的场所，但从“价值理性”来看，假庙丝毫不具有终极价值、生命关怀的意义，完全背离了宗教普度众生的本义，它名曰寺庙，真实目的却是敛财。吊诡的是，很多香客居然在宿小东的假庙里实现了救赎，找到了幸福感，这与假庙的荒谬存在无疑构成了现代性悖论。同时，假庙在小说中不仅是香客们敬拜的所在，更指斥的是现实生活中的非理性因素，它掺杂在现代性进程之中，不时对人类或社会露出狰狞的嘴脸，暴露出贪婪的本相。众多香客信奉假庙，更影射出现代人尴尬的生存境遇——在物化的社会中，偏离了存在的根基，陷入精神迷失及虚无现代性之中。长期以来，我们总是焦灼于现代性的迟到，正是对现代化社会的歆羡与期待，使我们接纳了一切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手段，却忽略了现代性光晕中的黑子。事实上，现代性召唤的经济利益，某种程度上遮蔽了理性价值的面目，埋下了社会矛盾枝蔓横生的种子，也啮噬着人们的道德良心与精神追求，刺激着人们洪水猛兽般凶猛的欲望。路内把这种现代性隐忧潜藏于小说的叙事深层，在思考人物的自我救赎时，完成对现代性的反思。小说中的水生面对宿小东的假庙，摒弃假庙具有价值理性，无法认同假庙能够带来彼岸玄想，已然昭示出水生在时代与个体、理想与存在、人性思考与精神救赎上，形成了明确的道德评断和理性的认知考量。在抵抗现代性携带的虚无主义的侵袭中，他的信念、精神、追求也为实现理性的救赎而被极大激活，因此，面对云生“生亦苦，死亦苦，人间一切，皆是苦”，“勘破生死，放下执念”的劝告时，水生难以产生共鸣。结尾处出现这样一段文字:
    大中午的，庙宇的钟声传来，一声，一声，亦真亦幻，水生静立在原地，直等到钟声停下、飘散，世间的一切声响复又汇起，吵吵闹闹，仿佛从未获得一丝安慰。
    在这种类似宗教式的救赎场景中，不乏一些人在假庙中得到了“亦真亦幻”的解脱，为这个熙攘驳杂、迷雾重重的时代做了注脚，但也有水生这类警惕现代性的污染、执着守护价值理性的清醒者。他们既能够坚守信念，又避免与现代社会的发生尖锐冲突，在世俗性认知与神圣性维度之间寻求到了一个立足点，以通达的生存智慧置身在时代社会中，在普遍性、特殊性、自我、他者之间实现了平衡，找到了理性的自我救赎的途径。
    一定意义上，《慈悲》是路内考察和介入社会现实的一个窗口，表达了他对平凡人物日常生活遭际的关注和内在精神世界的体恤。路内尊重父辈们的历史，不管它是正常的，还是扭曲的，毕竟是那一代人用赤诚的精神浇灌，用生命与尊严书写的。正因如此，无论是描绘工人们羸弱疲乏的背影，质朴简单的生存信念; 还是书写水生游刃有余、海纳百川的人生态度，抑或是表现个人心灵的救赎、探讨生存信仰的真伪，都融入并渗透着路内本人的慈悲意识。在第十四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的颁奖典礼上，路内说: “我仍然相信文学与人的尊严和自由相关，仍然相信小说这门技艺让写作者与读者同样获得安慰”。在这个浮躁焦虑、信仰迷失的时代，路内以执着的生存信念和对心灵世界的关怀，为当下社会增添了崭新的思想深度和精神力量，或许这正是《慈悲》获得青睐与好评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