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遥的作品不急不躁，好像没有刻意的设计。他其实并不是在讲一个随便的故事，描写一些普普通通的人事。他执意要表达的是人对自身的超越以及在这种超越中，人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存在的规定性之间的博弈。没有一个人不生活在个体之外的自然社会条件之中。这种客观存在有其运行的规律与必然性，人个体并不可能充分地把握它们。人，特别是作为个体的人，只能在自己认知水平的层面应对这种必然。不论你的认知水平如何，是粗浅的还是高级的，是阅历丰富的还是单纯稚嫩的，都只能在一定的程度上把握，而不可能穷尽这种把握。在复杂的现实面前，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而现实却是无限的。以个人的有限来应对这种无限，其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是，这并不等于人永远不能对世界与存在有正确的认知与把握，只是要达到这一目的十分不易。人除了拥有局限性外，还有十分重要的主动性。当这种主动性被激发出来，并以正确的方法进行探求时，人就会逼近这种无限的复杂性，进而不断地却又是积极地把握客观存在，把人的有限性转换为达至认知目的的无限性。从某种意义言，杨遥的小说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种努力。他努力表现人个体在复杂的存在世界中，企图突破自身的局限而实现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与把握。这使他的作品具有了比较突出的哲理追求，具有了不再满足于讲述一个命运故事的品格。至少到现在，这是杨遥不变的努力。
    表面来看，《流年》讲述了一个底层职员平淡而又纠结的琐碎生活。由于材料写得好，凌云飞被借调到某机关，但是长期得不到提拔。在一次下乡的时候，他认识了在村里做大学生村官的聂小倩。因为两个人都喜欢王菲的歌，终于相爱并结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幸福生活的开始，相反却陷入了对日常生活的疲惫，以至于相互之间的冷漠。昔日充满理想的浪漫被现实扭曲，生活不再是温馨的，充满希望的，而是平凡的、琐碎的，甚至是麻木的，或者令人厌恶的。事情的转折点在凌云飞的同学去世，留下了一个年幼的孩子。当他看着孩子痛哭时，心里十分难受。也许这一幕唤醒了凌云飞内心潜伏的责任，以及人活着的意义。逐渐地，他又恢复了生活的信心。如果只从情节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小说缺少起承转合，缺少令读者惊异的设计。但如果从小说的整体表达来看，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作者对人个体价值一以贯之的关注。
    相对于更早的作品，似乎从《流年》开始，杨遥的小说有了许多变化。简单说，就是对人个体能力、意志、品格、智慧更为乐观的表达。这种变化首先是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在较早的小说中，杨遥似乎更多地描写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不了解。即使是朋友，相互之间也少有清晰的了解。出现在他作品中的人物，大多是孤立的、陌生的，往来无定且缺乏沟通的。他们的经历、身份、职业都不太清楚，往往是一些来去无踪、目的性不明确的人。虽然也有相互之间的帮助、温情，但却是比较微弱的。这也反映出作者对世界的一种认识。也就是说，杨遥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缺乏肯定性的认知与表达。在《流年》以及近期的小说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积极的变化。这就是他更强调了人内在的积极性、善良、热情、理解。凌云飞不了解妻子聂小倩为什么突然不去加州，也不了解她为什么突然不愿意唱歌，更不了解她居然开始喜欢念佛。但是，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实际上是凌云飞为了逃避聂小倩而帮助王小倩，不得不请聂小倩解释佛经经义时，重新发现了自己与妻子之间的那种由同情而理解进而被唤醒的爱。特别是在他参加了同学的葬礼后，内心世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死去虽然可以逃避现实，却给亲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这一幕击中了凌云飞原本善良的内心。他不再酗酒，不再逃避，而是重新感受到了生活，即使是每天都要重复的、平淡的生活的美好。他开始喜欢走在阳光能够照到的地方，可是过去却没有注意到这种温暖和愉快；也不再虐待小动物，而是对受伤的小狗充满了爱意，也不再疏离躲避家人，而是为自己曾经的疏忽而惭愧，并希望与妻女一起去看场电影。即使是街边的烤红薯也散发着自己的香味……人物心理的转化使生活的意义发生了改变，而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成为人个体存在意义的必然，也是个体走进个体之外的客观世界的必然。
    在《流年》中，我们还能够感到人物自主性的增强。在此之前，杨遥小说中的人物往往是盲目的。就是说，他们对自己的生活、价值缺少主动性，没有明确的目的，对未来也缺乏积极的追求。可以说，这些人物基本上是生活中的被动者，是湍急河流中的飘萍。虽然他们也有强烈的愿望，希望能够上岸，找到一块可以栖身的土地，但往往又在茫然之中随波逐流。但是，在《流年》中，人的自主性大大增强。凌云飞与聂小倩，虽然没有什么显赫的社会地位，但他们具有突出的个人才能。如凌云飞尽管不愿意去日复一日地写材料，可是谁都承认，他的材料确实写得好。而聂小倩，简直就是歌星王菲的翻版，有一副别人没有的好嗓子。此外，他们都是对生活充满理想的。甚至于因为共同的爱好上演了一出浪漫的爱情喜剧。即使是在生活陷入低谷时，他们也没有泯灭内心的善良、道德感，以及同情心。这保证了他们能够在短暂的纠结中回归生活的正道，特别是在表面看似消极的“念佛”弃世中寻找到理解沟通的契机，重新发现了生活的美好与信心。人个体拥有自觉的主动性是人能够认知客观世界的基础。如果放弃了这种主动性，就失去了走向客观存在的可能性。这种主动性的强弱与人掌握客观存在的程度是相适应的。或者可以这样说，掌握了正确的方法，再加上强大的主动性，人就可以不断地认知客观存在，并不断地把握这一存在，使人的有限性得到延伸、拓展。由此而言，人并不需要悲观，因为人同样具有无限的可能性。
    杨遥早期的小说往往不太关注人物活动的社会环境。这样做的好处是可能会表现出超越具体社会背景的恒定意义。但是也可能在疏离了具体的社会环境后，使人物存在的背景虚渺飘忽。因为淡化了客观存在对人的影响，就可能失去具有广阔社会意义的深刻性。在《流年》中，我们发现，杨遥努力使自己的笔触及更为宽广的社会生活。其中出现了“大学生村官”，以及央视的“星光大道”等内容。这让我们能够具体真实地感受到人物活动的社会背景及其独具的时代性。这时，人物不再像过去那样虚渺，而是有坚实的生存背景，也不再是脱离了具体环境的“孤立”的人，而是成为与其存在环境有密切联系的更具质感的人。在杨遥新近发表的作品《遍地太阳》中，甚至隐秘地涉及了一个极为重大的暴恐事件，以及由此对人的内心产生的影响。这使该作的主人公龙啸的行走意义更大。因为，在隐隐约约的恐惧、仇恨笼罩下，龙啸却在自己收购葵花籽的新疆之行中更多地感受到了不同地域、民族普通民众之间的温情、善良，理解及信义。龙啸的经历启示我们应该找到事实的真相，发现并珍重人与人之间美好的情感。这使人物的真实感，以及对读者的触动更为强烈。不过，就目前的描写言，这些人物仍然是游离于社会事件的。或者换句话说，杨遥积极的变化是更为关注现实社会对人物的影响，但他的小说并没有把人物置于这种社会生活之中。人物的行为并没有与具体的社会生活交集起来。也许，随着杨遥的变化，能够创作出既生活在活色生香的社会生活之中，又能够超越这一生活的具有恒久意味的人物形象。
    一般而言，杨遥不会直接说出自己的某种艺术构想。他总是不动声色地讲述故事，让读者在叙述中体味、感受其中蕴含的深意。这也使那些对他的小说进行解读的人们得出了许多不同的结论，如：底层写作、青春躁动、社会批评等等。而我认为，杨遥执著的努力是企图表现人个体对社会客体的认知与超越。总体来看，杨遥近期的创作更加注重表达人自身所具有的积极性、主动性，注重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扶持。这也使他的作品弥漫着一种温暖的光芒，使我们在软弱、彷徨的时候能够汲取到自信与力量。所以，杨遥也赋予自己作品中人物以积极的隐喻。如出现在我们视野中的是凌云飞、龙啸这样的名字。这些鲜活的人物给了我们一种暗示，一种前行的力量。